心理治疗译丛弗洛伊德及其后继者——现代精神分析思想史二

心理治疗译丛弗洛伊德及其后继者——现代精神分析思想史

〔美〕斯蒂芬·A．米切尔　玛格丽特·J．布莱克　著

陈祉妍　黄峥　沈东郁　译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与经典精神分析传统

第二章　自我心理学

第三章　沙利文与人际精神分析

第四章　梅兰妮·克莱因与当代克莱因学派理论

第五章　英国客体关系学派：费尔贝恩与温尼科特

第六章　认同与自体的心理学：埃里克·埃里克森与海因兹·科胡特

第七章　当代弗洛伊德主义修正者：奥托·柯恩伯格、罗伊·沙弗、汉斯·洛伊沃尔德与雅克·拉康

第八章　理论上的争议

第九章　技术上的争议

第六章

认同与自体的心理学：埃里克·埃里克森与海因兹·科胡特

当爱与恨交织在一起，它们相互削减，最终成了麻木漠然。

——约翰·歌德

人必须学会爱自己……通过健全的爱，人才能与自己相处，而无需漂泊游荡。

——弗里德里希·尼采

一个有生命的个体是如何成为一个人的？是在动物本性之上添加了我们界定为人的特征？还是人性天生内在的潜质有待必要的条件才表现出其本质特征？或者，幼儿天性本无定形，受着外在影响，因此需要文化教育和社会化过程把未成型的潜质塑造成一个人？最后，要对这些问题作出有意义的回答，是否需要区分“作为”人还是“体验”为人？——前者考察行动和外表是否符合人的标准，后者则考察个体主观经验的特性。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界定了当代精神分析各思想流派的关键差异，演变成对人类心灵、生活困境和治疗方法的不同理解。

弗洛伊德出生之时，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方式正处于过渡期。在弗洛伊德时代之前，人们认为人是神的子女，以独特的方式依照神的形象造就，却有着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然而，弗洛伊德时代的科学论断让人失去了这一从未受到质疑的特权。达尔文理论的影响在人与其他生物原本黑白分明的分界线上投下了一道长长的灰色阴影；因此，弗洛伊德所感兴趣的不是人类与神相似的外貌，而是藏在男男女女内心的兽性。弗洛伊德为当代对人类经验的理解带来了大量启发，他指出了野性对我们的呼唤、在我们薄薄的文明举止行为外壳之下隐藏的原始冲动和幻想。

弗洛伊德认为，社会化过程就是驯服野性的过程。他认为幼儿的经验中充满了原始的性和攻击冲动，在俄狄浦斯危机中达到顶峰。由于俄狄浦斯危机是在阉割的威胁下得以解决，因此有必要将性与攻击的能量重新导向较为安全的渠道，而在社会化过程中所使用的也正是这些能量，只是此刻以社会可接受的升华形式表达。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类独特的生存形式正是产生于原始、野蛮的性和攻击冲动得到控制的过程。

在第二章我们回顾了弗洛伊德晚期思想的逐渐改变，他从单独强调驱力（源于本我）转向开始强调自我，也谈到了随后的弗洛伊德主义自我心理学对该转变的进一步阐述。自我的范围包括弗洛伊德早期在关注幼儿式性和攻击能量的疏导和重新导向时假定存在但未论述的所有过程。随着安娜·弗洛伊德研究防御的复杂性、哈特曼指出适应和自主性自我功能的重要性、发展学家探讨与照料者的早期关系，他们共同使自我、自我发展和发展过程在理论和临床实践上成为精神分析关注的重要领域。

“本我”和“自我”既非地点，亦非事物；它们是词汇，代表着一种组织和思考人类经验无限复杂性的方式。从本我心理学向自我心理学的转变，显示出对什么是精神分析的基本任务的思考方式的转变。大略来说，本我心理学探讨的是达尔文理论革命对人类心灵研究的意义；而自我心理学却成为研究个人如何形成独特而稳固的自我感受的途径。但是，自我心理学本身从未抛弃驱力理论，仍然认为是力比多和攻击（虽然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谈到的，这些能量已经被“中性化”或“中和”）为自我功能提供能量。早期自我发展的关键过程被认为是取决于驱力过程的起伏变化：马勒详细描述了力比多满足所带来的促进发展的作用；雅各布森则阐明了挫折在引发攻击之外还兼具刺激成长的作用。

埃里克·埃里克森阐述的认同概念和海因兹·科胡特发展的自体心理学共同构成自我心理学中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分支。埃里克森和科胡特都曾沉浸于弗洛伊德主义自我心理学，并大量吸收了其中的概念。但他们各以自己的方式创造了一种在根本上与自我心理学截然不同的精神分析观点。自我心理学家在本能冲突的框架内探讨个体的发展，而埃里克森和科胡特则建立了崭新的框架，充分关注深刻复杂的个人主观性在人际和文化背景下的浮现。1

埃里克森和科胡特的理论并不常常联系在一起，但是他们的贡献都源自于弗洛伊德主义自我心理学，他们的创新之处也具有互补关系。埃里克森把个体置于历史时间和文化背景之下。科胡特则探讨自我状态（selfhood）的现象。他们（与温尼科特）共同开启了当代精神分析中对个人主观性和意义问题的探讨。

埃里克森留给世人的贡献引发了当代精神分析思想中最有趣的矛盾现象。无论是在流行文化还是在诸如历史和人类学这样的相关学科中，埃里克森都位于最受欢迎、最有影响的精神分析学者之列。但在精神分析的文献中，他很少得到承认。埃里克森始终认为自己的贡献只是为现存的弗洛伊德思想增添了一些内容。然而弗洛伊德主义的分析学者却难以把他们传统上对精神内部本能冲突的强调与埃里克森的观点结合起来，因为埃里克森对个体与周遭文化的复杂关系具有丰富的感受。从这点来看，埃里克森走在了他所处时代之前。

二十年后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科胡特也只是把自己提出的创新观点作为自我心理学体系的阐释。但是他逐渐认为他对自体的探索本身构成一种独特的心理学理论。虽然他明确地与传统驱力理论分道扬镳，但在当代精神分析讨论中他仍是一位重要人物；他曾经遭受质疑排斥，也曾经受到推崇认可，但他一定没有像埃里克森一样被人忽略。

埃里克·埃里克森

埃里克·埃里克森（1902—1994）的生命几乎与二十世纪相始终，因此他见证了精神分析思想史上的大多数重要变迁和发展。（参见科尔斯，1970，他所著的埃里克森传见解深入，富有洞察力。）埃里克森的生父母是丹麦人，在他出生前就离异了；埃里克森是在德国养父的家中长大的。尽管埃里克森天性聪颖、智力超群，但他在接受了良好的中学教育以后就不愿再接受正式教育；此后他成了艺术家，流浪者。彼得·布洛斯，他在学校时的一个朋友，受聘于多萝西·伯林厄姆担任家庭教师。伯林厄姆是一名到维也纳接受安娜·弗洛伊德分析的美国人，她与安娜建立了亲密的联系。1929年，伯林厄姆与安娜·弗洛伊德鼓励布洛斯在维也纳建立了一家以精神分析原则为基础的小规模新型学校，布洛斯邀请埃里克森来校任教。埃里克森和布洛斯由此都成为“被选中的人”，属于少数可以进入弗洛伊德家族圈内并直接受训的学生。于是埃里克森再次成为养子。作为所受培训的一部分，他接受了安娜·弗洛伊德本人的分析。这些尝试性的开端影响了后来精神分析历史的命运。伯林厄姆和安娜·弗洛伊德合作，成为将精神分析思想应用于儿童发展和教育的先驱。布洛斯在应用弗洛伊德理论理解青少年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埃里克森成为自弗洛伊德以来最受欢迎、最有影响力的精神分析著述者。

埃里克森毕生投身于精神分析事业，让我们来设想一下他最初接触精神分析时的历史背景。当时，弗洛伊德已在1923年出版了《自我与本我》（The Ego and the Id），预示着强调重点从完全强调本能转向研究自我以及自我与外界的关系。在埃里克森投入精神分析的第一个十年中，弗洛伊德主义自我心理学的经典里程碑出现了：1936年，安娜·弗洛伊德的《自我与防御机制》（The Ego and the Mechanisms of Defense）出版；1937年，哈特曼的《自我与适应问题》（The Ego and the Problem of Adaptation）出版。

尽管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对成人进行了20多年的精神分析，并提出了惊世创新的儿童发展理论，但他很少对儿童进行直接观察和临床治疗。埃里克森热爱治疗儿童，并把他所接受的精神分析教育与他所接受的蒙台梭利教育培训结合起来。因此，埃里克森进入精神分析之时，正是精神分析所关注的内容即将发生剧烈扩展之时：从驱力的内部世界转向个人与环境的关系；从心理病态转向常态；从成年患者转向儿童发展。

1933年，埃里克森移居美国，再次成为流浪者。随着他接触鲁思·本尼迪克特、玛格丽特·米德、格雷戈里·贝特森等美国文化人类学家，他对跨文化差异的切身所感进一步得到补充。他研究不同文化和亚文化环境下的正常儿童和儿童发展，利用一切机会增强儿童分析工作。正是这些新的精神分析思想和兴趣的结合、文化比较研究的萌芽，以及自身的迁移和被迫的转变，构成了埃里克森创造的背景，他由此对社会环境中的个人发展提出了丰富而结构化的精神分析阐述。

精神与文化

埃里克森的经典著作《儿童与社会》（Childhood and Society），标题就已简要概括了他所关注的基本内容。弗洛伊德对儿童发展的描述是复杂的，发展围绕着以躯体为基础的本能驱力的顺序成熟。弗洛伊德的观点本质上是心理生物学的：精神是躯体的延伸和衍生物；躯体紧张迫不及待地要求行动和释放，于是，为了疏导和控制本能能量，心灵发展起来。在弗洛伊德的理论图式中，社会世界是驱力与现实对抗的场所，驱力必须得到控制、压抑，或在大量伪装后得到满足。从传统精神分析观点来看，社会不过是自我延伸，同样担负着调节驱力的艰巨任务：文化领袖类似于父母；社会力量是经过伪装的防御；群体动力过程是放大了的心理动力过程。

埃里克森认为，这只是一种对世界的片面理解，而他的理解则是文化与文化差异塑造个体的发展。贯穿他理论的核心主题是个人与文化的相互渗透：个体的心灵是在特定文化背景的要求、价值观和判断中产生和形成的；而个体在生活中努力寻找意义和连续性的努力又影响了文化和历史的变化。

例如，在对美国各种本土文化的研究中，埃里克森发现，地理和经济会通过儿童养育过程塑造人格，从而产生该种文化所需要的那类人。苏人是平原上的猎手，四处游荡，他们的组织是离心的；尤罗克人是渔人，捕捞每年一度洄游到克拉马斯河的鲑鱼，他们是以向心方式组织世界的。苏人注重力量；而尤罗克人注重控制和清洁。苏人的焦虑集中于丧失男性气概和失去行动能力；而尤罗克人的焦虑则集中于担忧被遗弃同时又没有食物供给。在养育孩子上，尤罗克人也与苏人不同，他们强调限制和禁令的重要性，而反对贪婪。他们延后初次哺乳的时间，而断奶却较早、较强硬，同时孩子被迫脱离母亲。埃里克森指出，这种养育方式培养出对食物充足时刻的幼儿式眷恋以及对超自然力量的祈求态度——这些都适合于捕捞鲑鱼的渔人生活。

由此，埃里克森在弗洛伊德的心理生物学上添加了同样分量的心理社会内容。弗洛伊德认为，童年是心理生物驱力顺序展开、依次呈现，然后得到社会控制的阶段；埃里克森却认为不仅如此，童年期也是文化自我保存的方式，文化通过为幼儿的焦虑和身体感受赋予意义而得以保存。传统的精神分析观点认为本能驱力是心灵的原材料，通过外界社会力量的塑造和打磨而形成心灵。埃里克森则认为是文化和历史赋予心灵以生命，本无定形的生物潜能在文化和历史的介质中被转化成独特的人类生活。

我们不是要强调社会组织的压力如何易于限制孩子，而是希望澄清社会秩序在使幼儿存活、以各种方式满足幼儿需要的过程中，首先给予了幼儿什么，令幼儿接触到一种独特的文化风格。我们不接受俄狄浦斯三人关系这样的本能“赋予”是人类非理性行为不可缩减的图式，而是要探究社会形式如何共同决定家庭的结构。（埃里克森，1968，第47页）

这一转变的意义是深远的。埃里克森所提出的并不仅是着重点上的改变。他重建了心灵的基本构成，由此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精神分析框架，对临床实践和精神分析思想影响当代文化和经验的方式都具有巨大意义。

弗洛伊德的观点始终以描述“深层”为核心特征：在心灵的表面之下，潜藏着心理动力学力量的运作；在当前的表面之下，是个体与种族过去的残余；在社会互动的表层下，本能力量正力求表达。在每一对关系中，前者都需要在还原为后者时才能被理解。在弗洛伊德看来，正是这令精神分析成为“深层”心理学。

尽管埃里克森持续吸取传统心理动力学观点，但他却极力使这些关系成为辩证关系，而不是还原关系。文化与个人、现在与过去、社会与生理，它们相互渗透、相互产生。因此埃里克森止步于精神分析

建立某种起源学（的做法）……一种思维习惯，即把每个人类情境还原成较早的相似情境，大多还原到假定是其“起源”的最早、最简单和最幼稚的先前情境。（1958，第18页）

让我们来思考一下传统自我心理学家与埃里克森在对构成经验的要素排序方式上的微妙差异。在第二章我们曾指出，哈特曼和克里斯把精神分析的关注内容从深层扩展到表层，即扩展到个体与环境、幼儿冲突与日常成人功能的交界面。但是，对于哈特曼、克里斯及其合作者洛温斯坦等人来说，这些表层所具有的更深意义是由深层所塑造的。

分析师与法国人、英国人、纽约人、波士顿人接触，起初的形式无疑是多种多样的，例如，从好奇到克制，从熟悉到疑虑；某个群体可能这种态度多见些，那种态度少见些。然而，随着这一表层的最初接触演变成移情，这些差异就显得小多了……在移情的形成上没有什么明显差异——积极或是消极——或者在强度、结构和主要表现上……随着分析的进展，探讨的资料从边缘转向核心，即从表面行为转向只有通过分析探寻才能触及的一些资料，（民族性的差异）对分析观察者的影响逐渐减少。（哈特曼、克里斯与洛温斯坦，1951，第19—20页）

埃里克森的观点与比较传统的弗洛伊德主义自我心理学家不同，他认为文化过程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原因维度，产生其自身的意义。埃里克森提出的框架不是单一中心的，而是双中心的，两个中心之间具有复杂的辩证关系。

我们所讨论的过程不仅是“位于”个体的核心，而且也是在其文化中共有的核心，这个过程实际上建立了这两种认同的认同……心理与社会之间、发展与历史之间的所有相互作用，对认同形成来说具有原型意义，只能被理解为是一种心理社会相对论（psychosocial relativity）。（埃里克森，1968，第22—23页）

渐成说与发展

自我发展理论是埃里克森最核心的贡献，他认为自我与驱力一样依次经历一系列的阶段或危机：

基本信任—基本信任缺乏

自主性—羞耻和怀疑

主动—内疚

勤奋—自卑

认同—角色混乱

亲密—孤独

繁衍—停滞

自我整合—绝望

每个自我阶段对应一个驱力发展成熟的力比多阶段，并与该力比多阶段互为辩证关系。例如，基本信任和基本信任缺乏之间的冲突与口唇期重合。吸吮和玩抚乳房带来的力比多满足，在某种意义上促使婴儿形成了对外界的态度：可以获得的外界供给是否足够？有没有危险？婴儿所处的世界能否持续让它感觉放松、舒服？口欲力比多是弗洛伊德认为婴儿期性心理发展的成分，埃里克森采用了口欲力比多的概念并添加了复杂的主观性内容。他认为婴儿在努力熟悉、了解世界，试图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理解自我感觉的核心中的问题，力求在世上找到自己的定位，以利于未来的自我发展。

如果将埃里克森对这些发展阶段的理解与精神分析的其他发展模型做些比较，将会颇有启发。例如，克莱因关于好乳房与坏乳房两极的偏执—分裂心位概念，也涉及了埃里克森在自我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所探讨的同样问题。克莱因认为，好坏两极源自婴幼儿力比多与攻击性之间的本能冲突；而埃里克森认为，信任和信任缺乏是不同的体验，分别源自儿童与养育者之间互动的成功与失败。温尼科特认为，抱持环境为真我或假我体验的形成提供了基础，而抱持环境的好坏取决于母亲，取决于母亲的心理动力特征和性格特点。类似地，沙利文认为儿童早期好坏的分裂起源于母亲的焦虑点。而埃里克森认为，是文化使生活划分出安全与危险，愉快与抑制，满足与挫折，而母亲是文化的代表和载体。因此，埃里克森认为，子女养育过程反映了儿童所处的文化的价值观和需求，这塑造了孩子的体验和日后的认同。

埃里克森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改变，与后经典精神分析思想的其他重要学者有许多共鸣。但是，在把弗洛伊德注重生物基础的驱力理论与源自人类学的文化领域相结合时，埃里克森的观点遗漏了一个重要内容，没有在此方面发展，而后弗洛伊德学派的其他主要精神分析理论正是借此发展起来的：这就是孩子与特定养育者之间的关系（见塞利格曼和沙恩克，待出版）。

埃里克森以类似方式探讨自我发展的其他阶段，将弗洛伊德的性心理状态演化成在文化、历史环境中寻找定位的努力：自主—羞耻怀疑与肛门期有关；主动—内疚与生殖期及俄狄浦斯期有关；勤奋—自卑感则与潜伏期有关。但在这一点上，埃里克森利用并超越了弗洛伊德的性心理阶段说，以之作为说明自我发展顺序的框架。在弗洛伊德的发展理论中，在潜伏期开始之时，随着俄狄浦斯情结的解决，所有的重要发展已然完成。此后的生活基本上只是表现早期已建立的结构。埃里克森则认为自我成长远远没有止步于俄狄浦斯期，所以他在弗洛伊德的各阶段中加入了躯体危机、心理生物事件，以便提出他自己的心理社会观点。他将认同—角色混乱、亲密—孤独与青春期和青少年期联系起来；将繁衍—停滞与养育子女联系起来；将自我整合—绝望与躯体衰老的感受联系起来。

埃里克森借用了生物学术语渐成说来描述他关于自我成长和发展的这一观点。胎儿在子宫中成长时，各器官系统相继出现并占据优势，通过最终的复杂的生理过程整合，产生一个机能健全的婴儿。与此类似，埃里克森提出，自我的发展也是经历这样的一系列危机，不同能力和特质在危机中得以展开，这一有机过程导致个体最终达到在环境中的心理社会融合。

埃里克森的发展观点很复杂，也高度结构化，然而他在表述方式上的某些特点容易导致人们过于简单地或错误地理解他的观点。

第一，埃里克森把自我的危机形容成一场两军对垒的战争，仿佛每个阶段的健康发展都应该以一方胜利而另一方失败而告终。其实，与其说埃里克森把这些危机看成是战争，不如说是看成对立统一的力量平衡。信任永远需要与一定的不信任相辅相成，保持创造性张力，自主与羞耻和怀疑的关系是如此，其他危机也是如此。此外，即使这种或那种危机在某个特定时期处于中心位置，但所有问题和张力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都起作用。每个阶段在与随后发展的自我特点的冲突中得以重新加工，因此埃里克森把生命全程的自我发展不是看成一组阶梯，而更倾向于看成是一系列复杂的生命力量平衡，这些对立平衡的力量顺序展开，并始终彼此呼应。

第二，埃里克森把自己提出的心理社会阶段作为弗洛伊德性心理阶段的扩展。但这不只是扩展。埃里克森不仅丰富了驱力的概念，而且改变了这个概念。2他在整合弗洛伊德生物本能的成熟时间表与社会习俗结构之时，已经改变了对驱力和社会环境的精神分析理解。弗洛伊德认为，社会现实是驱力获得满足或遭受挫折的领域；而埃里克森认为，社会现实是以独特文化风格塑造驱力的领域。在弗洛伊德的理论框架中，个体受到驱力的推动；在埃里克森的框架中，个体同时受到驱力的推动和社会习俗的牵引。“因此，在自我过程中的东西与在社会过程中的东西——是一样的”（1968，第224页）。

埃里克森最著名的概念是他提出的自我认同（ego identity），(1)这个概念有关青少年期、从儿童期向成年期的转变以及个体与社会环境的交汇点。埃里克森有意地以各种不同方式使用认同（identity）一词，正是这种灵活性促进了他探讨对个体的精神分析式理解与其他学科的交汇，如历史学、传记学和文化人类学等。

认同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中传达多种不同含义，有时……它指的是意识中的一种个人认同感；而有时它又指无意识中对个人性格连续性的追求；第三种情况，则指自我整合这一潜在机制达到效果的标准；最后，它指的是对群体理念和认同保持内心的共同一致。（埃里克森，1959，第102页）

海因兹·科胡特

如前所述，弗洛伊德认为“人性”的确立，是动物欲望与行为的文明标准之间长期斗争的结果。根据这种观点，令人痛苦自责的良心勉强可算是一种胜利，代表着在较低本性中建立起来的一套文明化的道德规范。在弗洛伊德看来，心理病态反映出这些势必冲突的内部力量之间的不平衡。

海因兹·科胡特（1923—1981）对人类经验提出了一种非常不同的观点，与二十世纪晚期文学和社会分析的主要主题相一致。他所谈论的不是战斗，而是孤立——个人疏离的痛苦感受。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Metamorphosis）预见到这种存在体验，并且刻画得令人难以忘怀：小说中的主人公充满恐惧地失去了作为人的感觉，而感到自己是个“非人的怪物”（1977，第287页）。科胡特所界定的陷入困境的人不是充满了对禁忌愿望的罪恶感，而是毫无意义地度过一生。陷入困境的人失去了给平庸注入兴趣的生活热情，他看起来像人，举止像人，但他感到生活是苦役，成就是虚无。或者他仿佛被捆缚在情绪的过山车上起伏不已，一会儿是创造能量的极大迸发，一会儿是对失败的知觉干扰生活，引起痛苦自卑的感受。创造的过程受到阻断；创造的尝试难以实现。尽管他热切地、甚至是不顾一切地追寻关系，但却不断地被抛弃，于是他的悲观与日俱增，怀疑究竟能否真正从别人那里得到“需要”的东西。弗洛伊德笔下的人充满了罪恶感；科胡特笔下的人则注定了“悲剧性”（1977，第132，133页）。

如哈特曼一样，科胡特从内在“适合”的角度来看待发展，而不是将发展视为“文化冲击”，即文明社会压制人类残存的野性并令野性最终被驯服。科胡特逐渐感到，只有在某种特定人际环境中人类才能繁荣发展。这种环境必须以某种方式提供必要的经验，使儿童不仅能够长大成人而且能感到自己是一个人，是人类社会有能量、与他人有着联系的一员。科胡特试图找出儿童早期生活中的这些关键环境条件。

然而科胡特的论著并不限于对前人思想的扩展和细化。与许多精神分析创新者一样，科胡特的思想转变主要来自他所遇到的临床问题，以当时的理论框架来看这些问题难于理解且无法处理。

自恋性格障碍

科胡特最初的贡献是激进地革新了弗洛伊德的自恋概念。弗洛伊德认为，幼儿最初所有的力比多能量都指向自身，他将这种状态称为原初自恋（primary narcissism）。幼儿最初的体验充满魔力和幻想。她沉浸在弗洛伊德所谓的全能思维（omnipotence of thought）之中，感到自己完美无缺、力量无穷。通过这些全能自大的幻想，幼儿令自己获得满足，但挫败这种满足的早期事例打断了幼儿自恋性自我关注。既然无法再以这种方式确保满足，于是幼儿在重新寻求不完美但却可靠的满足方式时，将力比多能量转向了外部的他人。在此过程中，自恋性力比多正常地转变为客体力比多，而儿童将父母作为幼年重要的爱的客体。但另一方面，对父母的这种依恋以及在依恋中发展的俄狄浦斯幻想，造成了下一阶段的精神阻碍；如果儿童无法放弃这些俄狄浦斯幻想，她的力比多就会固着在幼年爱的客体上，并形成神经症。日后，当成年的她进入精神分析治疗，这些持续的幼儿依恋以移情方式转移到分析师身上，于是她既能强烈地体验到这些情感内容，也能获得具有治愈作用的分析解译。

客体力比多和自恋力比多在本质上是相反的关系。弗洛伊德将力比多的能量库比喻成阿米巴原虫：在阿米巴原虫身体中心的原生质越多，它发出的伪足越少，反之亦然；一个人投注于自身的能量越多，可用于依恋他人的能量就越少，反之亦然。弗洛伊德认为精神分裂症状态就是力比多从客体大量撤回，进入二级自恋（secondary narcissism）的状态，促使个体跳过对父母的幼儿依恋，回到具有早期几个月生活特点的神奇的自我关注状态。此时她无法将对父母的力比多依恋转移到分析师的身上，因为没有剩余的依恋可供转移。当代分析师仍继续借助这一自恋理论来解释他们所遇到的某些临床难题。

爱德瓦多是一名二十出头的同性恋男子，他来求治的原因是由于他感到模糊而弥漫的抑郁感以及感到“无所适从……我无法找到自我”。作为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以老成的、绅士般的方式，带着巨大的激情开始分析，描绘着他想成为百万富翁的野心。尽管他当时失业并缺乏辉煌的工作经历，但他很少考虑如何发展他感兴趣的领域或者谋划策略和长期计划以达到他的目标。爱德瓦多似乎对自己所设定的任务难度缺乏概念。他带着笃定的乐观态度预期工作面试的结果；他讨论着升为公司高层后的安排，而丝毫没有意识到他可能不会被录用，而即使被录用，也不会自动升到顶级职位，而是需要大量的努力才行。

爱德瓦多的社交生活是治疗早期经常出现的一个话题。尽管他本人颇具魅力，但他一直在寻找一个更完美的人，一个英俊、有肌肉、有“硕大阳具”的男人，他说这个人会“填满我”并“让我有力量”。他的抑郁与这一渴望有着密切联系。当他在“猎寻”的时候，他的烦躁不安会减轻，他感到自己在积极追求，而且目标似乎可以达到；当“猎寻”未能获得猎物的时候，结果是空虚而脆弱的无聊感。这样的失望令他退缩。他会失去与人相处的所有兴趣，夜晚长时间地待在房间里手淫。

爱德瓦多英俊聪明，善于言辞，他的拉丁血统给他的外貌增添了一种异域风情，吸引了许多男人的兴趣。然而，他鄙视他们的青睐；这对他没多大意义，不是可以发展的关系或可以分享的共同兴趣。这些只不过是在通向他那始终模糊不清的目标的道路上，顺便收集的小小战利品而已。爱德瓦多对待关系的方式就像是玩跳棋；在他追求的过程中，对他表现出兴趣的人被跳过，并被无情地从棋盘上移除。

随着分析师试图清晰陈述并探讨这些模式，她不断地遇到同样的反应：爱德瓦多会有礼貌地停顿，等她说完了她所观察到的内容再继续原来的谈话，仿佛她说的内容毫无意义。治疗师的干预，对爱德瓦多来说只是自身经验叙述的打断，他耐心地忍受这种插话，直到她终于讲完并回到专心听众的角色。

这个模式在治疗初期只出现过一次例外。爱德瓦多在谈话中停下来，似乎什么吸引了他的注意，他静静地观察了分析师一会儿，然后他的困惑似乎解除了，说：“你知道吗，你不太适合灰色——蓝色会让你显得迷人得多。”分析师对这句话表示出兴趣，爱德瓦多却对她的问题置之不理，指出她“书读得太多了”，把一句平常的话想得太复杂。然后他又回到了中断之前的话题。

在治疗早期的这些会谈中，分析师由于感到无法向他提供任何能有一点帮助的东西，所以渐渐变得沉默。她逐渐意识到自己和他在一起时，有些一闪而过的幻想。她幻想自己站起来悄悄离开了房间；她还想象，只要她再回来结束治疗并与他道别，他永远不会注意到她曾经离开。更令她困扰的是，她有种变成透明人的感觉，仿佛自己不存在了。显然，经典意义上的移情没有发生。因此，当她需要取消一次治疗时，对爱德瓦多表现出来的生气和抑郁她真是感到很惊讶。

自恋移情：经典观点

弗洛伊德认为，移情是精神分析治疗的情绪核心。弗洛伊德确信，只有在蕴涵情绪的背景中，病人在分析师身上体验到来自童年的、强烈冲突的情绪，才能发现冲突的无意识努力。因此，弗洛伊德将发展移情的能力作为受分析的病人的必要条件，“在这个领域必须取得胜利——胜利的表现是永远治愈神经症。因为，尽管说了一切做了一切，也不可能在缺席或幻象中毁灭任何人”（弗洛伊德，1912，第108页）。

对弗洛伊德来说，移情是可分析性的关键特征，因此他根据移情对不同心理病态类型进行最基本的诊断划分。弗洛伊德认为，精神病患者之所以无法治疗，正是由于他们大量的自我关注阻碍了移情的发展。3因此弗洛伊德区分了“移情神经症”与“自恋神经症”，前者包括各种可分析的神经症状况如强迫症和癔症，后者包括各种精神病状况，如精神分裂症和重症抑郁等无法通过分析过程治愈的状况。

像爱德瓦多这样的病人动摇了移情的传统分析框架。爱德瓦多显然不是精神病；他与现实保持接触、功能正常、适应社会、非常善于语言表达。他应该是可分析的。然而爱德瓦多的分析师很快发现似乎不可能促使他参与有意义的分析过程。尽管爱德瓦多没有发生现实检验的断裂，但他如此沉浸于完美自大感之中，以至于分析师（乃至几乎所有人）对他似乎都不重要。与精神病不同，爱德瓦多当然能配合精神分析治疗的实际要求；但是他在情感上表现得无动于衷。

爱德瓦多具有自恋性格障碍的所有迹象，这一诊断本质上等同于经典传统中所判定的无法分析：自我关注、表达流畅而肤浅、妄自尊大、对细枝末节敏感、不动感情地利用分析师而非真诚地投入合作的分析探询。根据经典的驱力理论，这种病人的力比多一度曾经指向外界，但是随着对现实世界更成熟的卷入，必然会带来俄狄浦斯期的失望，为了避免面对这种失望，他们撤回了力比多，转而变成防御性的自恋指向。经典观点认为，对这类病人取得治愈效果的唯一希望，取决于分析师或多或少能干预个体指向自身的力比多，使力比多脱离防御性的自恋指向，回到更加成熟、指向外部的渠道。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正是这种自我卷入阻止了移情这一有力的治疗手段的发展，所以分析师从一开始就要着手处理这个巨大的缺陷。这类案例的传统临床治疗方式极大地依赖于对阻抗和防御进行分析，以暴露出阻碍真正移情形成的防御过程，并希望将其消除。通过持续、重复的运用面质，分析师会（例如）指出病人幼儿式的自我中心或傲慢的特权感。有时，为了打破自恋患者的妄自尊大，分析师会“采用启发病人幽默感的打趣、玩笑的态度，但常常却变成了挖苦、揶揄甚至嘲讽”（克利格曼，1958，第12页）。

科胡特与经典传统

在科胡特生命的最后十年，他的著述变得太过偏离主流，而此前他一直是经典精神分析的著名喉舌和教师。尽管从27岁起到68岁去世为止他都居住在芝加哥，但他却与弗洛伊德共有非常深厚的维也纳根源。他从与安娜·弗洛伊德和海因兹·哈特曼的私人联系中得到快乐，并以将自己置于弗洛伊德追随者的强大阵营中而深感满足。

尽管科胡特与经典思想路线的联系如此深厚，但他越来越不满意于经典取向在理解和处理像爱德瓦多这样的病人时在最基本的问题上的局限。在他1979年的论文《对Z的两次分析》（The Two Analyses of Mr. Z）中，既表现了他原本治疗自恋性格病态的经典取向，同时也表现了导致他抛弃经典取向而代之以另一种令人信服的临床经验，即他称为自体心理学（self psychology）4的取向。

Z先生是一位英俊的年轻人，与母亲住在一起。他最初前来求治时二十出头，主诉包括模糊的躯体问题、与女性难以建立关系。像爱德瓦多一样，Z的父亲在Z生活的重要时期缺席，而Z的母亲与这个儿子有强烈的情感联系。像爱德瓦多一样，Z对分析师对他的注意非常敏感，治疗安排发生打断所带来的挫折令他烦乱而愤怒，并难以接受，他还常常明确拒绝分析师的干预。

根据最初的经典取向，科胡特观察到这名接受分析者因母亲过度的关注和投入而被“惯坏了”，母亲不当的做法鼓励了他幼稚的妄自尊大。再加上父亲不适时地在俄狄浦斯期缺席，科胡特推测，母亲的过度溺爱助长了Z最令他满足同时也最不现实的幻想：他是母亲的独占者。五岁时，这种幻想因父亲的归来而遭遇直接挑战，Z又不愿接受随之而来的发展挑战：面对父亲是显而易见的俄狄浦斯之争获胜方这一现实。他无法调动正常的竞争性和攻击性，无法承受父亲做出阉割报复和丧失母亲的可怕幻想。由于他在前俄狄浦斯期认为自己有力而特殊的幻想曾被过度满足，此时他发生了退行，力比多回到幼儿式的、自恋的组织形式中，于是他可以无视父亲的归来而感到自己是母亲前俄狄浦斯期投注的客体。从这一经典角度，Z被理解为在治疗中重复这种不成熟的防御态度，要求“精神分析情境应重新（把他）放置在绝对控制的位置上，被溺爱且被母亲赞美和迎合”（1979，第5页）。在运用经典技术努力将Z的心灵拉出这一退行渠道时，科胡特反复使用面质指出Z的防御：他的自恋、他不现实的妄想性自大、他否认父亲回来的事实。Z对这些面质作出愤怒的反应，这种反应被解译为他试图通过假装在他生活中没有竞争和攻击倾向来消除现实；所有的注意都应集中在他身上，他就像一个不应承受任何挫折的被惯坏的小男孩。

爱德瓦多经历中的许多特征也很符合科胡特在这篇论文中所描述的经典框架。在爱德瓦多的孩提时代，母亲曾热情赞扬他是完美的；她强调说，比起他父亲来他是多么大的进步。在爱德瓦多四岁时，他的父亲在经受满怀怨愤的妻子多年言语虐待后终于抛弃了家庭。爱德瓦多的母亲把英俊的儿子称为她的“小王子”，带他参加社交活动。她蓄意地令他沉溺于作为她偏爱的完美男子的幼儿式自我形象，而不让他受到可调节这一幼儿式自我形象的影响，即他作为她生活中一名成年男性的地位和价值。从这个经典角度来看，他在分析中的表现可以看成是出自这种防御的幼儿式组织方式：只有他是重要的，他应该得到独一无二的赞美和关注，他应该拥有任何他想要的东西，他想在任何领域的进展都不应受到限制。

尽管爱德瓦多经历的情况像Z一样似乎完美地符合经典取向所举出的自恋性格障碍的类别，但科胡特逐渐意识到，自恋病人体验中的某些关键内容尚未得到探讨。例如，他发现，如果说服像爱德瓦多这样的病人放弃他保护性的自恋组织，必然会令他饱受深切的自卑感和屈辱感的煎熬。令他面对自己的缺点会带来深深的彻底绝望。尽管像爱德瓦多这样的自恋病人被界定为过于自大，但他们其实相当脆弱，会从高高的优越感急速跌落，笨拙地摔到地上。

然而，科胡特观察到，正确执行的“成功”精神分析治疗似乎无法触及这类病人体验中的某些特别混乱的特性，这实在是令人费解。Z在与科胡特完成了头四年的经典分析后，放弃了正规的治疗，搬出了他母亲的房子，开始与女性约会，并在职场表现出更强的决断（科胡特，1979）。但五年后这个病人来寻求进一步治疗，他报告说他所建立的爱的关系显得情感肤浅，而且他没有感到真正的性满足，他描述自己的工作不是快乐的，也不是令人兴奋的挑战，而是繁琐沉重的负担。

从弗洛伊德到科胡特

弗洛伊德曾经指出，所谓正常可以用爱和工作的能力来界定（埃里克森，1950，第264页）。以这个标准来看，对Z的第一段分析可以说是成功的。然而，听到五年后Z的诉说，科胡特震惊于弗洛伊德的治疗方案中遗漏了一个重要元素：为自己拥有爱与工作的能力感到快乐和自豪的能力。没有这一内心活力，成功是空洞的。精神分析给了Z更为“现实”的定向，令他认识到自以为与众不同的幻想是不现实的，但精神分析并没有给他任何东西来替代此时已被抛弃的自恋性夸大幻想曾为他带来的兴奋与光彩。而且，在科胡特看来，现存的精神分析理论似乎没有提供什么实际的方法来理解这一特定问题。

弗洛伊德的力比多发展理论——自爱与爱他人之间的对立关系——在科胡特看来需要重新建构。对自体的爱是否真的在根本上与对他人的爱相对立？为了达到心理健康，是否需要摈弃对自己不成熟的过高评价以及得到别人注意和表扬的愿望？以放弃爱自己为代价来追求与别人的关系又是否值得？难道一个人对自己没有好感觉，真的能促成他充满活力且体验丰富地与他人交往？

这些考虑促使科胡特质疑弗洛伊德的自恋理论，这一举动被许多人视为有如渎神。有趣的是，科胡特最初并不这么看；他没有把自己的理论建构看成是与经典传统分道扬镳。科胡特认识到弗洛伊德的天才，并由此对他产生精神上和职业上至深的忠诚，但这些并非围绕弗洛伊德的具体理论，而是围绕着精神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他感到在精神分析治疗的最早期的记录中就已经建立的。在科胡特看来，精神分析的决定性时刻是当安娜·欧告诉布洛伊尔：

我想说出自己想到的一些东西；而一个科学家如果有足够的科学精神，他会说“那就说吧”，并坐下来记下她所说的，以便从这些材料中理出头绪。这就是创造了分析的伟大一步。弗洛伊德用来组织心灵结构的特有理论就是理解心灵的特有理论中的一种。他或许是精神分析界的牛顿。他无疑就是。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组织材料的其他方式。（科胡特，见柯斯那，1982，第492页）

科胡特最终会做出这样的结论：精神分析的理论在实战中已被抬高到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这使它对精神分析的过程——弗洛伊德对后人真正的贡献，已经开始产生破坏性影响。过于僵化地忠于弗洛伊德特定理论的内容，例如自恋理论，会鼓励分析师将一套预先制定的信念系统强加于分析过程，拿病人的谈话内容来配合预先确定的意义类别，而不是建立尝试性假设，允许持续、开放地吸收病人对自身困境的独特体验。

替代内省与自恋性格

在治疗自恋病人时，科胡特试图悬置自身的经典组织参考框架，对病人谈话内容的含义暂不作出任何先入为主的理解。他试图站在病人的立场，从病人的角度来理解经验。这种方式，他称之为共情沉浸（empathic immersion）和替代内省（vicarious introspection）（1959），这是他在精神分析方法学上的界定性特征。“如果我们以内省和共情为观察方式的本质成分，我们就能分辨现象是智力、精神还是心理的。”（第462页）科胡特回想说，这种方法“令我发觉意义或意义的重要性，这是我以前在意识中没有发觉的”（1979，第3页）。

通过使用替代内省可以发现什么新意义呢？如果爱德瓦多的分析师倾听爱德瓦多的谈话时，根据的是谈话内容对爱德瓦多本人的意义，而不是试图将他纳入业已确立的心理功能和意义的框架，那么她会了解到什么呢？

尽管爱德瓦多表面上似乎只顾自己，但他感到别人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努力让人们对他感兴趣，花费巨大的精力寻找他的理想伴侣，并向分析师发出清晰的信号：他需要她与他在一起。他那些隐含的要求有一点令人惊讶，同时这也使得他的要求不易为人所察觉：即，尽管他对他人的需求非常强烈，但同时也极其特殊，有意排除了大量体验，而这些体验通常是关系中的重要部分。具体来说，分析师发现爱德瓦多似乎寻求与他人的两种特定关系。第一种在他与分析师的关系中体现得最为清晰，他需要一个关注他、对他感兴趣的人，让他不被打断地表现他自己，在他难过或过度兴奋时保持稳定、给予抚慰。第二种，最初是在治疗之外的生活中表现得更明显，是体验到与一个理想化的有力的人之间的联系，他希望借此能感到自己也同样坚强有力。这两种关系都对他的自尊具有深刻影响。当这两种关系似乎可能时，当分析的联结对他来说适当以及当他感到有希望找到那个理想的人时，爱德瓦多显得自信、镇静和有活力。而当这些破灭或无法达到时，他的情绪就会崩溃。

从业已建立的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爱德瓦多的经历充分地显示他“被惯坏了”，他的妄自尊大是被纵容出来的。如果从经历过这些的人的体验本身来探讨，又如何理解这同样的经历呢？随着爱德瓦多感到越来越被分析师所理解，作为母亲的特殊而完美的小男孩的形象退后了。取而代之的，是他开始清晰地讲述与他母亲关系中一个非常不同的角度。有一个梦生动地捕捉到了他自我体验的状态。爱德瓦多梦到自己是一个纺锤形的木偶，身上吊着被母亲操纵的线。爱德瓦多远非在母亲奉承之中的桂冠王子，他焦虑地记得反复出现的他没有自我的感觉；他是非人的、脆弱的表演者，没有个人意志。他有着强烈的能量爆发，但是他无法组织或利用这种能量来服务于他长期的利益。5他的母亲乐于炫耀她英俊多才的儿子，但是爱德瓦多觉得她是利用他满足自己的需要。她几乎不了解他实际上是什么样子，他想要什么，他去了哪里，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本可以帮助他成长，却在他求助于他人时出于占有欲而批评他。

如果采用科胡特介绍的方法学，就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看爱德瓦多，不是根据他获得了过多的关注，而是考虑他所获得的关注的类型。他的母亲给他提供了一种致命的组合：刺激起他孩子气的妄自尊大和无所不能，让他感到他应该能做到任何事情，然而对于他作为一个人的权利却毫不在意，因此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发展能力。爱德瓦多逐渐更多地意识到他与母亲的联系是依赖于他相貌出众和无需帮助，于是他建立了看似鲜亮而聪慧的面具，隐藏了他对自己的真实体验。他把这概括为“一个在薄薄的完美的壳中的生鸡蛋”。

科胡特利用自己弗洛伊德自我心理学的背景作为出发点，来理解像爱德瓦多这类病人的问题，因此他更多强调早期发展的问题而非冲突的问题。这些病人（后来科胡特最终感到是所有病人）在体验自己作为自体的基本方式上出现了一些偏差。在他们性和攻击冲动可能存在的一切冲突的背后，是自我组织、自我感受和自我关注（体现在爱德瓦多无法找到自己的痛苦感受中）的基本问题。科胡特逐渐认识到，如果认为问题是“过多”的自恋，对问题只是表浅的理解。科胡特推断说，健康自恋的正常发展，会表现在许多方面，如感受到内部的稳固和活力，有能力运用才能、稳步达到目标，有自尊在面对挫折时可靠而坚韧，成功时可以高度自豪而快乐。爱德瓦多这样的临床例子显示了这一正常发展过程遭受的破坏。强烈的妄自尊大伴随着坚持努力的能力的缺失。自尊在令人眩晕的顶峰与令人恐惧的低谷之间摇摆；缺乏促成稳定的平衡力来调整不切实际的计划或承受挫折和失败。

正常自恋的发展

儿童生活在超级英雄和超级力量的世界中。有时他们想象自己完美无缺，无所不能。有时他们想象他们的照料者，他们所依恋的人，与众不同并且是全能的。（只要）想想传统精神分析学者用来描述这个早期发展阶段的词汇：全能、妄自尊大、自我表露癖、早期理想主义。传统理论认为，对自己和照料者夸大的过高估计是生命早期的标志，充满着幼儿式幻想。只有克服这种幼稚的非理性，与他人和外部世界的现实联系才能够发展。

科胡特从病人的自恋障碍的角度对这些早期经验有一种新的看法。在童年早期的世界里，他看到了活力、热情、开朗和个人创造力，而这恰是成人所缺乏的，他们过着毫无活力和意义的生活，或者像爱德瓦多一样，防御地保卫脆弱、夸大的自我形象，而使自己孤单和暗受伤害。科胡特开始感兴趣于幼儿旺盛活力和稳固自尊的发展走向，是怎样的发展过程使其在健康成人期得以保持或脱离轨道变成病态自恋。

根据科胡特最终建立的理论，健康的自体是在三种特殊自体—客体经验的发展环境中形成的。第一种经验需要自身客体“回应并肯定儿童天生的活力、伟大和完美的感受”，带着快乐和认可来看待他，支持儿童扩展的心灵状态。第二种发展必需的经验是儿童与强大有力的他人有密切联系，“儿童可以仰望他，与他融合成为平静、绝对可靠和全能的形象”（科胡特与沃尔夫，1978，第414页）。最后，科胡特认为健康发展需要对儿童坦率并与儿童相似的自身客体，唤起儿童与他们之间重要的相似感。

儿童如何从这些童年自恋状态中脱离出来？科胡特后来认为，不是通过面质这些状态的不现实的特征。在客厅里披着超人斗篷冲来冲去的儿童需要享受他的活力，而不是需要将他的幻想解译成妄自尊大。相信是母亲让太阳升起的孩子需要能享受他参与了这个神奇的过程，而不是被告知他母亲在宇宙中的地位微不足道。这些早期的自恋的心理状态包含了健康自恋的精髓；科胡特指出，必须让它们自己慢慢蜕变，这种蜕变只需要通过接触现实就可以实现。随着儿童对自己和父母的看法在日常生活中遭遇挫折和幻灭，儿童开始理解这些看法具有不符合现实的特性：他无法穿墙而过，父亲无法下令让他的足球队常胜不败，如此这般。在健康的发展中，对自己和他人夸大的形象会逐渐削弱到多少符合现实的比例。在总体上支持性的环境中，会发生适宜的挫折，不可避免然而可以调控。在这个安全的背景上，儿童应对自如，承受挫折或失望，并在此过程中内化了自身客体的功能特征。例如，他学会抚慰自己，而不是在绝望中崩溃；尽管失败，他开始体验内心的力量。科胡特感觉，他称之为蜕变内化（transmuting internalization）的过程，以细小的方式无数次地重复，建立了内心结构，最终形成安全、弹性的自我，保持着原初幼稚自恋状态的兴奋和活力的精髓。

自身客体移情

科胡特在病人的自恋移情中发现了幼儿式自恋的作用方式的线索，他认为移情界定了那些在病人早期生活中被损害的正常而必需的体验。科胡特感到，较早的分析师误解了这些“自身客体移情”，因为他们预先准备好了接受传统的神经症移情，认为病人接近分析师时把分析师当成是单独的人，想要从分析师那里获得某种形式的强烈满足。像爱德瓦多这样的自恋病人对待分析师和设想他们的理想伴侣都是他们自己的延伸，是他们自己主观体验中不可或缺的、具有功能作用的部分。爱德瓦多永远找不到的伴侣应该是强壮的、阳刚的，能够将他充满。爱德瓦多想象的是天衣无缝的亲密结合，而不是两个独立的人之间的关系。类似地，当分析师处于对爱德瓦多来说合适的位置时，如此天衣无缝地符合于他的经验，以至于她不再感到自己是区别于他的另一个人。科胡特会认为，分析师在反移情中以体验领会了他所界定的自身客体移情。

科胡特界定了自身客体移情的三种基本类型（反映了童年所需的三种自身客体经验）。有些病人，像爱德瓦多，基于他们需要分析师来理解和反映他们对自己的体验，他们的兴奋，他们的知觉，以及他们的失望，他们建立了对分析师强烈的依恋。尽管在传统方式上分析师可能显得对病人并不重要，但是实际上她作为一种养育环境（很像温尼科特的“抱持环境”）是非常重要的，病人在其中可以开始感到更受关注，更为真实，内心更坚实。科胡特称之为镜像移情（mirroring transference）。第二种自恋移情的发展是，当病人把分析师看成是完美出色的，通过他与这个有力而重要他人的联系而感到自己更加强大和重要。科胡特称之为理想化移情（idealizing transference）。最后科胡特还提出了所谓第二自我（alter ego）移情或孪生式（twinship）移情，在这种移情中，病人渴望感到与分析师有本质的相似，不是在外部意义上的类似，而是在意义或功能上类似（即感到与同性分析师共享作为男性或女性的感受）。

由于在这些移情形式中，病人感到分析师不是独立的生命而是病人虚弱的自我所需的延伸，病人预期的对分析师／自身客体的控制，会在感觉上接近于成年人所预期的对自己身心的控制（科胡特与沃尔夫，1978，第414页）。例如，想想爱德瓦多轻松自然地指导分析师，他对她衣服颜色的选择。（可能选蓝色是他在表达对同性共鸣的渴望。）

这些移情都不像作为经典精神分析标志的俄狄浦斯移情。科胡特发现，最令人震惊的是，根据传统技术对自恋移情的解译是灾难性的。如果分析师对病人解译说（在镜像移情中）病人的自我知觉是夸大的，需要放弃；或（在理想化移情中）病人对分析师的看法是夸大的，需要抛弃；或（在第二自我移情中）假想的在病人与分析师之间的相似性是防御的或虚假的，那么病人的自尊会崩溃，随之产生的是泄气的空虚无用感，或报复性的宣泄。

如果这些移情没有被解译所破坏，而是允许它们蓬勃生长，会发生什么呢？经典理论会预测，由于分析师与病人共谋并满足了病人幼儿式的、自我专注的幻想，会加深固着，或退行。而科胡特发现，他的病人需要较长时间沉浸在这些移情状态中，从而逐渐发展出更加可靠的活力或幸福感。过了一段时间，这些病人没有退行，而是开始茁壮成长，发展出更为协调、坚韧、健康有力的自我感，能够经受挫折，适应生活现实，并在个人体验中发现充满活力的快乐。因此，对像爱德瓦多这样的病人来说，这种参与治疗的方式是他成长的自发努力：与分析师建立一种会帮助他从原来的“生鸡蛋”中孵出更加坚实的自我的关系。

精神分析情境

科胡特倡导的技术革新，直接挑战了长期存在的经典技术的原则。如我们所见，他提倡一种完全不同的处理移情的方法。他认为在分析情境中，病人试图重新启动被中断的发展过程。分析师不可忽视或抗拒这些移情，尽管这些移情可能造成反移情焦虑，但要让病人体验到她处于所需要的发展角色中，从而让病人停滞的发展过程再次开始。（科胡特的临床方法与温尼科特和巴林特有很多共同之处；参见第五章。）

在科胡特登场以前，在态度和干预方法上反映出的共情应答性（empathic responsiveness），无疑早已是任何好的分析技术的一部分，但是，由于不去满足病人的愿望是经典模型中治愈的一个重要原则，在病人和分析师之间这方面的体验极少被公开讨论，因此也从未真正得到提炼。类似地，病人将分析师理想化也从未成为关注的中心并考虑其治疗作用。在极端的表述中，它被解译为是病人将自恋性的对自己的过高估计投射给分析师。在比较温和的形式中，它会（纳入并）消失在弗洛伊德所谓的无可厚非的正移情（unobjectionable positive transference）这个更大的类别中，这里包括病人总体上对分析师良好的情感，弗洛伊德感觉这些为分析提供了可以顺之前进的轨道，因此直到治疗的最后阶段之前都不必进行解译。科胡特将病人和分析师之间的这两种体验带到了明处，允许探索它们对病人的发展效用，并考虑它们在技术实施上更多的复杂性。

科胡特发现，在自身客体移情的早期阶段（在有些案例中是很长时间），解译不仅不必要，而且具有破坏作用；解译可能令人注意到分析师的独立性，因此妨碍病人沉浸在发展所需的自身客体经验中。分析的干预不是给出解译，而是要说清楚病人需要分析师在移情中承担怎样的功能，开放地接纳这种需要，并在病人感到分析师在这个角色上有缺陷时进行共情。像父母一样，分析师无法（事实上也不应该）始终完美地符合病人的需要。也像父母一样，分析师无法让太阳升起或者保护病人不接触无情的生活现实。因此分析师就像称职的父母一样，会慢慢地让病人失望，并逐渐增加，让自恋移情（通过转变内化）转变成更为现实、但仍然有活力而坚固的对自我和他人的感受。

旧瓶装新酒

自从1971年科胡特出版《自体的分析》（Analysis of Self）提出自体心理学的理论以来，它在广度和复杂性上都有所发展。科胡特是在科学观察的谨慎框架中介绍他的工作的。他说，他曾注意到一种新兴的、此前未被认识到的移情，似乎反映出第三种本能驱力的力量：自恋力比多。他曾非常想留在经典传统之中。

然而，这样的努力无法长久容纳他思想中横溢的创造力。从他最早的著作开始，人们可以越来越多地感到他有着与弗洛伊德完全不同的声音，对人类经验及其意义有着不同的感受。

科胡特强调病人早期环境中的长期创伤背景，而非由内部产生的原始冲动；他探讨病人进行自我保护的热切努力，而不是病人获取被禁冲动满足的巧妙路线。尤其是，科胡特的用词反复显露出他对病人那些为了保持成长、哪怕常常有挫折和失败但永远是充满希望的尝试有着深深的尊重和理解，这是经典文献中罕见的主题。

就像一棵树，在一定的限度内，能够绕过障碍生长，最终能向着维持生命的阳光展露叶片，自我在寻求发展中也会放弃继续向某一个特定方向发展的努力，而试图朝另一个方向前进。（1984，第205页）

他把弗洛伊德界定为人类动机之基础的强烈的性和攻击力量看成是二级的、“瓦解的副产品”，由于自体形成发生中断，性和攻击力量试图挽留一些活力感，否则内心世界将是一片荒芜。他将这个观点与性欲联系起来进行的探讨格外有创造性，例如他关于手淫对维持个人的内部经验的功能的讨论。

由于他甚至在想象中也无法快乐地体验自身拓展和独立带来的激动人心的巨大喜悦，他试图通过自我刺激获得最低限度的快乐——受挫自体的愁苦的快乐。换言之，他的手淫并不是驱力驱动的：不是健康儿童寻求快乐的稳固自体所作出的精力旺盛的行动。他是试图通过对自己身体最敏感区域的刺激，暂时获得他还活着、生存着的证明。（1979，第17页）

类似地，他对病人在治疗中的攻击和愤怒的理解，不是认为它们表达了内在力量，而是把它们看成脆弱秉性的迹象。攻击性的诋毁可能是病人保护自己的方式，使他在接受分析师成为自身客体时避免所固有的再次受到创伤的危险。6当病人进入他所需要的自身客体联结重新激活的情境时，他深深地、完全地依赖它的有效功能，因此察觉到分析师的不可靠、软弱、缺乏协调而引发强烈的暴怒，这是可以理解的。在科胡特看来，攻击是一种反应，而并非基本能量。

科胡特论著中涉及问题的范围逐渐扩展，超越了自尊本身。他在根本上重新建构了对基本人类任务的理解。对创造力、内部连续和可变的感觉以及功能性的和谐等问题的探究，替代了传统分析中对性和攻击驱力满足的变迁的关注。病人自我实现的主观感觉和自己的潜在体验良好地组合为一体，作为一个人保持着跨时间的一致性同时也包容、平衡着各种情绪状态，成为主要的关注焦点。科胡特试图选出可能是这一自我实现的操作性的建筑组件的东西，他确定了两种基本成分：带来活力的扩张野心与基本的理想化目标。科胡特设想，健康的自体通过才干和技能，从这个由野心提供能量的平台出发，朝向理想化的目标——充满个人意义的目标。他所强调的依然不是“做”得正确，而是能否感受到生活充满能量、创造性和个人意义的能力。

科胡特最终将他起初倒入旧瓶中的新酒取了出来，这似乎正是他所描述的健康的自体发展过程的一个活生生的说明。他的观点变得更加明确、清晰且连贯一致。仿佛是，尽管他力图留在经典传统之中，但他自己也受到某种内部力量的推动，促使他成长并实现他自己的“内在设计”。

弗洛伊德只是偶尔地、不系统地使用自体这个概念；哈特曼则曾谨慎但抽象地界定自体是“自我之内的表征”；这个概念在雅各布森的论著中变得更加生动，她进一步从体质、驱力、自我发展以及与他人关系的互相逐步渗透的观点建立了这个概念。但对科胡特来说，自体成为“人格的核心”，是人类能动性的中心，自体本身具有指向“实现其自身独特的行动程序”的动机力量（科胡特和沃尔夫，1978，第414页）。

到1977年（在《自体的重建》［The Restoration of the Self］一书中），科胡特开始认为他的理论不只适用于比较严重的病人这个较窄的范围，而且提供了一种看待所有病人、所有人的角度，补充了弗洛伊德的观点。我们所有人都可以从根本上看成是在自我调节、自尊和个人活力等问题上进行挣扎的。最后，在1981年，他去世前的几年，逐渐明显的是科胡特不再简单地把自体心理学看成是对弗洛伊德驱力理论的补充，而是看成一种更好的、更全面的理论。

自体心理学内的争议

自体心理学流派中产生了许多争议。问题之一是关于弗洛伊德最初所描绘的那种移情的命运，在这种移情中病人清晰地将分析师体验（并表征）为一个独立于自己的人（例如，病人想要诱惑分析师，或认为自己受到她的控制“就像”母亲过去控制自己一样）。当科胡特最初为自恋力比多划分出单独的发展过程，并将此过程及其在自身客体移情中的表现作为临床关注焦点之时，他就或多或少地将与分化的他人的关系放在了临床图景之外。随着科胡特的视野拓宽，驱力（如自恋力比多和客体力比多）被还原成基本动机力量；自体心理学被视为具有可推广的适用性，而不只是一种特殊治疗方法，只能用于像爱德瓦多这样表现出传统上界定的自恋障碍的病人。现在需要重新思考分化的客体关系在发展和临床情境中的角色。

马勒把发展描述成从共生向分离—个体化的进展（见第二章），可能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这个问题。如果她的理论能成立，那么就可设想两种移情：处于较早发展期的自身客体移情（基于与客体的融合）与源于较晚发展期的移情（基于与客体的分化）。然而，丹尼尔·斯特恩总结了大量关于幼儿期的实验研究，发现有相当的证据表明，幼儿在最初几个月就能区分自己与重要他人。斯特恩提出，儿童（及后来的成人）通过各种她具备的躯体能力，一生之中在连接点和断裂点之间往复地转移。这个模型不同于马勒所描绘的图景，即幼儿最初完全处于共生融合状态，经过数月的重要母亲关系才发展到分离和分化，通过这个过程她走出融合样状态。

斯特恩认为人类经验从出生开始就是在紧密联结与分化之间摇摆，这个观点与科胡特的理解颇有共鸣，他最终将自身客体经验作为心理生活一个持续的，有时作为背景有时又突出在前的特征。科胡特逐渐认识到，对肯定、赞美、与能鼓舞我们的人及我们可以尊敬的人的联系等自身客体需要，虽然会经历成熟和形式的改变，但是它们从出生到死亡持续作用，就像对陪伴或独处的需要一样对人的体验非常重要。这些需要不会因个体长大而消失。斯特恩所描绘的幼儿不仅深深地与母亲联系，而且从出生开始就“向外看”，表现出作为建立客体关系的重要基础的初步的自我界定，这与自体心理学中新近发展的移情观点相一致。就像幼儿一样，成年病人也可能在与他人的这两种始终存在的经验维度之间变换摇摆：一个对满足自身的发展和活力持续的需要非常重要（自身客体维度）；另一个则依赖于与他人的体验，他人既是与自身分离的，同时也被自身在许多不同的方面所需要——为了爱、为了交换思想、为了竞争等等。分析师的技艺中的一个重要成分，就是在任何时候确定病人的移情体验中哪一个维度突出在前，哪个在背景之中（参见福斯哈吉，1994；拉赫曼和毕比，1993；斯托洛罗和拉赫曼，1984/85）。

最近的自体心理学文献中，出现了一种有趣的尝试，就是重新界定移情本身的性质。在原来的经典理论中，移情被认为是代表着来自过去的移置，病人扭曲了当前以便有空间表达某些被封存的早期幻想或经验。另一种理解则认为移情是反映着持续起作用的“组织经验和建构意义的普遍的心理倾向”，是“在病人的早期个性形成经验中成形的组织原则和意象的持续影响的表现”。移情是病人对分析师此时此地的体验，而不是通过扭曲把来自遥远过去的什么东西偷偷加入到分析关系中。7这种理解隐含着承认病人对分析师的体验的主观正确性，病人将分析师这个人和他的行为都“纳入”到塑造自己主观体验的意义结构之中（斯托洛罗和拉赫曼，1984/85，第35，26页）。

从1981年科胡特去世后，主宰自体心理学领域的单一声音被相互关系复杂的多个声音所替代。8有些人认为从科胡特的贡献引发的各种发展和延续都包含在自体心理学之内，而有些人则认为后科胡特的自体心理学中只有一种主要发展是正轨。只有时间能够告诉我们，科胡特自体心理学的各种衍生是将会聚集在一个屋檐下，还是将会分流成彼此完全独立的理论和临床判断。

所有的后科胡特自体心理学理论都倾向于认为，科胡特的贡献中最核心和最具有创造力的特征是，持续共情沉浸于病人的主观现实中这个方法学上的革新，以及自身客体和自身客体移情的理论概念。或许最有成果的交叉领域就是探讨科胡特的发展概念与萌发中的幼儿研究领域之间的交界。约瑟夫·利希腾伯格曾在此领域进行了大量的工作，筛选并整合了许多领域的实证研究，并特别关注动机系统的理论；弗兰克·拉赫曼与比阿特丽斯·毕比（1994）将封闭的母婴互动的实证研究扩展到将发展过程看成是在需要相互、交互调节的互动领域中发生的观点。这个理论分支以科胡特开创性的概念为出发点，将其扩展并加以丰富。因此，在毕比和拉赫曼看来，科胡特认为内化是来自逐渐挫折（蜕变内化）的观点，需要扩展成将内化看成是由包括交互和自我调节、破裂和修复以及情感增强的时刻在内的多重路线所造成的结果。

其他的当代学者则更具野心，将科胡特的著作置于通向包含更加丰富、更加全面的革新范型道路上的过渡性发展的位置。例如，罗伯特·斯托洛罗等建立了“主体间性理论”，认为这是更全面的领域或系统模型。（他们指出了在他们的理论与源自英国客体关系理论和人际精神分析的“关系”理论之间的相似之处，例如米切尔［1988］所谓的整合。）斯托洛罗所强调的不是个体或孤立的自体，而是充分顾及背景因素的主体性之间带有交互、相互影响的互动。

霍华德·巴考尔的方式与此不同但密切相关，他也认为科胡特的自体心理学是不完整的、过渡性的（巴考尔，1995；巴考尔与纽曼，1990）。巴考尔认为自体心理学构成了关系革命的一半，而客体关系理论则构成了另外一半。自体心理学只把他人隐含在与自体的关系之中；而客体关系理论则只把自体隐含在与客体的关系之中。在巴考尔看来，人们不仅遭受自我损耗之苦，也遭受着自我扭曲的痛苦；他（像客体关系学者一样）强调与他人的不愉快关系经历深嵌在自体内部。

在精神分析整个历史中一直存在的最深的恐惧是，害怕分析会破坏创造力和激情。许多艺术家认为精神分析是对他们创造力的威胁；他们害怕分析性的理解在解除他们神经症性痛苦的同时，也可能会使他们艺术灵感的源泉枯竭。正如里尔克写道：“如果我的恶魔离开了我，我担心我的天使也要飞走了”（罗洛·梅，1969引用）。彼得·沙弗的戏剧《伊库斯》（Equus）（1973）(2)探讨了对性变态的分析理解很可能致使激情的源泉消失的担忧。

这些恐惧或许毫无根据。许多艺术家曾受益于精神分析，无论是在他们的工作中还是生活中。而关于精神分析对艺术家的总的影响，我们还不掌握任何实证证据。然而，经典精神分析充满了理性主义、客观主义、僵化的父权主义和对常规的成熟的理想化（一种发展的道德规范），这些都与创造力和激情中常常固有的非理性或无关理性相对立。弗洛伊德及其同时代者采用分析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将事物分解成他们潜在的组成部分。成人的激情和强迫行为被看成是受到幼儿的愿望和反社会冲动的驱使。经典的分析解译具有还原特性，揭示出成人活动和体验背后冲突的、幼儿式的意义。而且，经典分析过程以放弃精神为特征：幼儿的愿望一旦被揭示就一定要放弃，这样性和攻击的能量才能找到更成熟的满足模式。在这个框架中，自恋——包括伴随着如此之多的创造性产品的自我关注和妄自尊大的异想天开——只能被视为自我放纵和幼稚的。

标志着后经典精神分析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在重点和基本价值观上从理性主义和客观主义向主观主义和个人意义的转变（参见米切尔，1993）。温尼科特和科胡特都属于这个运动中最重要的人物。在第五章，我们提到了温尼科特强调游戏以及真诚的自体经验植根于主观经验的全能感中。类似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临床实践上，科胡特革新中的一个核心特征是对自恋的重新界定，从一种幼稚症的形式变成活力、意义和创造力的源泉。在许多当代精神分析学者看来，病人表现中显示的现实和个人意义对病人来说远比分析师的解译理解更重要。在这个意义上，当代精神分析思想的基本特征与许多人所称的后现代主义相一致，也是其反映，同时也在塑造后现代主义中起了作用。意义的发现并非通过客观理性的视角，而是通过当地的个人的视角；评估生活的价值不是看生活多么符合成熟先验的观点，而是依据其活力和激情的真实性。

埃里克森在理解精神分析的性质上的转变是这个重新定向（过程）的进一步延伸。童年期的冲突被认为不仅是为了满足驱力而引起的战斗，而且也是终生持续的寻找意义的存在危机。埃里克森在对路德和甘地等历史人物的分析中，发现他们成年的成就和胜利并不是幼年冲突的还原衍生物；相反，他展示了一种跨越年龄的持续性，在与儿童相关的问题中的童年期挣扎和与成人相关的问题中为意义、奉献和承诺而作的成年期奋斗之间的连续性。（在第七章，我们将看到弗洛伊德主义的修正主义学者沙弗、洛伊沃尔德和拉康以各自的方式深深卷入了这个精神分析价值观和认识论的根本性重新定向之中。）

还应指出的是，鉴于传统的对性别角色的看法，科胡特的工作（以及温尼科特的工作）为精神分析师在性别角色上的重新定位作出了巨大贡献。经典分析师的声音，不是沉默就是发出确定的解译，这是传统的族长的体现。（拉康在他对分析师的看法中明确了这一点，认为分析师象征着法律和“以父之名”。）科胡特则倡导一种不那么客观的立场，减少解译性参与，鼓励对病人的体验进行共情的回应，并证明以往所谓的“满足”具有治疗效果——这些都偏离了标准技术，而引入的分析风格以传统上更属于女性的特点为核心。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当代精神分析思想反映出对权威性质的重新界定以及作为后现代思潮核心特征的传统性别角色的改写，同时也对这两方面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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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又译自我同一性。——译者注

(2) 又译《马》、《恋马狂》。——译者注

第七章

当代弗洛伊德主义修正者：奥托·柯恩伯格、罗伊·沙弗、汉斯·洛伊沃尔德与雅克·拉康

弗洛伊德理论并没有绝对确定不变的本质。它离不开作者的文风，也离不开内隐或外显的对话范畴。

——罗伊·沙弗

弗洛伊德认为自己的才华有着恣意漫游的倾向。他喜欢对最为广泛而普遍的问题提出重大的推测性理论，令哲学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对之苦苦思索。这件事对他来说是如此的轻而易举而又乐趣无穷，所以他担心这些推测性的想入非非会令他远离艰苦乏味的临床研究和科学理论建构。因此，他只允许自己短暂地离开描绘无意识形态和建立心理过程模型的大业，做些思维的漫游。

其中的一次思维之旅产生了《图腾与禁忌》（Totem and Taboo）（1913）一书，弗洛伊德建立了一种人类学幻想，一种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此前他一直在热情高昂地进行着临床研究和理论建构。1897年，他从幼儿诱惑理论向幼儿性欲理论转变，从此开启了令人目不暇接的一系列概念和技术路线，而他探寻了其中的很多条路：驱力理论、幼儿性欲、移情与阻抗、神经症性冲突和症状形成。俄狄浦斯情结是这一切的核心。因此，当弗洛伊德允许自己花些时间从事不受限制的思维漫游时，他开始思索作为精神生活核心的俄狄浦斯情结是如何形成的。

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弗洛伊德设想最初的人类社会群体是“原始群落”，由一个强壮的男性统治，他拥有全部的女性和后代。这个原始父亲对达到成熟的年轻男性来说是个巨大的阻碍，因为他阻止他们得到权力和性。弗洛伊德检视了当时人类学家搜集的非西方文化中的图腾神话，发现了原始父亲被儿子们共同谋杀的迹象。弗洛伊德指出，杀害父亲以后，儿子们充满了自责和恐惧，因此许多“原始宗教”仪式——各种禁律，崇拜强壮的动物、将其杀死并举行分食仪式——是象征性重演和洗清弑父这一原型罪行。因此，弗洛伊德认为，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无意识之中、主导着每个人童年的俄狄浦斯情结，是杀害人类父亲的真实俄狄浦斯谋杀的概要重现。

尽管弗洛伊德对原始群落的推测在人类学上并不太可信，但对思考人类普遍的代间竞争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框架。1日益生机勃勃的年轻一代如何从活力衰退的上一代手中分得权力？权力与权威的代间传递对所有人类文化和亚文化来说都是最大挑战之一。

精神分析亚文化的代间继承是复杂多样的。原始父亲的众多子女用各种不同策略来处理弗洛伊德的遗产，获得自身的成熟。精神分析阵营中，连续体的一端是对弗洛伊德原作原封不动保持忠诚的继承者。正统（或“严格”）弗洛伊德主义力图维持弗洛伊德本人提出的概念，以之作为当前临床实践充足而唯一的基础。在连续体另一端的继承者，更乐于将弗洛伊德的许多临床洞察和发现纳人自己逐渐形成的思想体系中，常常把弗洛伊德的基本理论概念换成了具有根本差别的其他概念（例如沙利文、费尔贝恩、科胡特）。为了更加现代地描述原始父亲的形象，我们不妨想象，精神分析之父在他去世后留给继承者一座山巅的维多利亚式宫殿。一组继承者想要保持宫殿的原貌，保留这一传统标志；而另一组继承者想要拆除它，在风景壮丽的原地建一座更现代的建筑，同时把一些还可废物利用的部分（这里一扇彩绘玻璃窗，那里一张躺椅）整合到完全现代的外观中。

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是弗洛伊德主义的修正者，他们想要保持弗洛伊德的概念，而同时又作出了重大改变——保留旧的建筑，但想办法让它现代化，具备现代住所的功能。从事这样的工作可以有许多方式；我们将介绍弗洛伊德主义修正者中最具创造性和影响力的四种各具特色的流派：奥托·柯恩伯格、罗伊·沙弗、汉斯·洛伊沃尔德与雅克·拉康。我们将按此顺序介绍，因为从柯恩伯格到沙弗、到洛伊沃尔德、再到拉康，弗洛伊德的原作逐渐被延伸，超出了弗洛伊德同时代者（以及弗洛伊德本人）的理解方式。

从弗洛伊德时代开始，精神分析与其他学科之间就发生着丰富的相互借鉴，例如文学、人类学、比较神话学、视觉艺术、历史、哲学和社会学。这些学科与精神分析的关系建立在经典弗洛伊德理论系统的基础之上，也受到该理论系统的信徒们的影响。因此，直到近期，大多数跨学科研究中援引的精神分析版本，仍然是弗洛伊德的侧重生物基础的驱力理论。但在过去二十年中，精神分析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重塑；现在最具成果、最具启发性的思想不是来自于经典弗洛伊德理论系统，而是来自当代的精神分析学者，其中许多人对基本的弗洛伊德理论概念采取的是修正主义取向。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任何诚实探讨精神分析在现代思想中地位的尝试，无论赞赏还是批评，都不能局限于弗洛伊德，必须了解弗洛伊德的思想在当前分析学者和临床医生手中如何被修正和改变了。

奥托·柯恩伯格

柯恩伯格是当代精神分析非凡的整理者。他的主要贡献（1975，1976，1980，1984）是以真正包容整合的方式，将三种取向的主要特征组织在一起：传统驱力理论和弗洛伊德的结构模型，克莱因和费尔贝恩的客体关系理论，以及弗洛伊德主义自我心理学的发展观点，特别是雅各布森关于早期认同的病理形式的工作。与此同时，柯恩伯格的关注领域既包括最具体细微的重症病人的临床问题，也包括最抽象的心理玄学。他坚定地忠于解译对促进有意义的改变具有核心重要性这一经典的临床原则；但在探讨分析师的人格以及分析过程中分析师的强烈情感体验等问题方面，他也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关键人物。

尽管柯恩伯格的用语中充满技术术语，令他成为最难以理解的当代分析学者之一，但是他的基本框架贯穿一致，一旦理解，就获得了他探索人类经验各个领域的必要概念地图。从最宽泛的意义上来说，柯恩伯格的所有贡献都可以在他对弗洛伊德、雅各布森／马勒和克莱因这三种不同的人类经验发展观点的分层整合中找到定位，也只可能在这一背景中获得准确理解。

让我们回顾一下弗洛伊德发展观的主要特征：我们天生具有一系列以生理为基础的冲动，即性和攻击的冲动，这些冲动在童年早期的发展过程中顺序展露。这些冲动在以生殖性为特征的俄狄浦斯期达到顶峰，其乱伦、弑父的目标令个体感到非常危险。心灵的组织和构成完全是为了引导这些危险的驱力，在使这些驱力获得最大满足的同时隐藏或转移其反社会意图。

伊迪思·雅各布森整合了自我心理学领域许多学者的贡献，其中包括玛格丽特·马勒。雅各布森提出我们心理上的出生与生理出生并非同时发生。马勒认为，个体最初没有独立的自我的感觉，而是处于与母亲弥散、共生的融合状态中，在生命最初的十八个月里，边界清晰而稳定的个体自我状态逐渐出现。雅各布森则认为，很长一段时间，孩子都感到母亲的认知能力和躯体资源属于孩子自我的界限之内。在分离—个体化的过程中，随着孩子自我能力的成熟和发展，孩子能与母亲在心理上区分，独立的自我才逐渐形成。

在梅兰妮·克莱因对人类经验的核心观点中，我们生来就有两种原始有力而充满强烈情感的与世界关联的模式：一种是敬慕的、深深关切、深深感激的爱，另一种是具有令人畏惧的毁灭性、破坏性、强烈嫉妒和恶意的恨。我们的爱使我们可以与善良关爱的他人建立关怀、帮助的关系；而我们的恨使我们与我们认为邪恶危险的人建立攻击性、相互毁灭的关系。人从出生的头几个月到死亡的一生中所有的斗争，都是为了协调这两种经验模式，保护好的爱的经验免受仇恨、破坏情感的损害，在情感的运作中将爱恨两极编织在一起。

尽管弗洛伊德、雅各布森和克莱因有些基础是共同的，但他们分别提出了各具特色的关于心灵及其起源、基本性质和张力的观点。柯恩伯格则捕捉到这些观点之间潜在的互补性，超越了不同观点的理论界限将这些贡献结合在一起，以探讨内化客体关系的病态——他认为这是对理解严重人格障碍至关重要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柯恩伯格为这三种理论模型建立了层次，由此创造了一个精细复杂的框架来理解情绪发展和心理冲突，判定心理病态的严重程度。

发展模型

与雅各布森和马勒一样，柯恩伯格设想，婴儿在生命的最初几个月根据经验的情感价值来整理经验，因此在两种特性极为不同的、差异惊人的情感状态中往复：愉快满足的状态与痛苦不快、受挫的状态。在这两种状态中，自我与他人之间、幼儿与母亲之间没有区分。在前一种情况中，满足的幼儿感到自己融合在提供满足、给予快乐的环境中；而在后一种情况中，受挫的、充满紧张的幼儿感到自己陷入了不能令人满足的痛苦环境。

在柯恩伯格的理论图式中，第一个重要的发展任务是要在心理上澄清什么是自我、什么是他人（将自体意象从客体意象中分离出来）。如果这个任务没有完成，就不会出现独立而界限清晰的稳定的自体感，在内部与外部之间就不能建立可靠的界限，在一个人的自身经验、自己的心灵与他人的经验和心灵之间就没有清晰的区分。未能完成第一个重要发展任务是精神病性状态重要而具有决定性的前提。所有的精神分裂症症状——幻觉、妄想、精神破碎——都是源于自我意象与客体意象区分的重大失败。

第二个重要的发展任务是克服分裂。自我意象与客体意象区分开来以后，在情感上尚保持着隔离：好的、可爱的自我意象与好的、提供满足的客体意象通过积极（力比多的）情感结合在一起，坏的、可恨的自我意象与坏的、带来挫折的客体意象通过消极（攻击的）情感结合在一起，而好坏之间则相互分离。当幼儿发展出体验“整个客体”的能力，能同时感受到客体的好与坏、令人满足与令人受挫，这种在发展上属于正常现象的分裂就会被克服。在整合客体意象的同时，自体意象也发生整合；自体被感受为是统一的，同时具备好与坏、可爱与可恨。伴随这一整合而发生的是基本驱力倾向的整合。由于好的和坏的感受已经结合在一起，所以单独的爱或恨的强度都减弱了。无法完成这第二个发展任务会导致“边缘”病态。与精神病不同，边缘人格在发展上已经能够区分自体与客体的意象，但是他们由于防御而放弃了把好与坏的情感和客体关系编织在一起的能力。

由此柯恩伯格建立了与心理病理水平相对应的发展层次。第一层是各种精神病，这些人无法完成第一个重要发展任务（如雅各布森所设想），即在自己与他人之间建立清晰的界限。第二层是各种边缘人格，这些人在自我与他人之间感受到清晰的界限，但是无法完成第二个重要发展任务（如克莱因所设想），即把爱与恨的情感整合成为与复杂的他人之间更充分、多重情感的关系。弗洛伊德经典理论认为神经症是结构间冲突，这在柯恩伯格的发展层次中是第三层，反映出人格发展到较高水平后的病态，这些人的自体—客体界限完整，自体意象和客体意象也已经整合。

在柯恩伯格的理论系统中，最初驱力并不存在。在早期发展过程中，幼儿弥散的好与坏的情感状态逐渐聚合，形成力比多驱力和攻击驱力。主观上记载下来的与提供满足的他人发生的好的、愉快的、令人满足的互动，逐渐固化形成寻求快乐（力比多的）驱力。类似地，主观上记载下来的与不提供满足的他人发生的坏的、令人不愉快和不满足的互动，逐渐固化形成破坏（攻击的）驱力。儿童想要尽可能多地与好客体产生愉快经验，并摧毁引发不快体验的坏客体。

根据柯恩伯格的描述，力比多与攻击的力量本身就是相互冲突的，它们来自主导早期客体关系的强烈情感状态，这些与弗洛伊德的观点一致。由于力比多冲动中充满了童年的性目标，因而可能是反社会的、危险的。攻击冲动也是危险的（一旦克服了分裂后），因为它指向的正是个体所爱的客体。因此，柯恩伯格的心理病理发展层次的第三层是神经症。只有完成了自我与他人的区分并克服了分裂的个体，才有资格具有这种冲动与防御之间的冲突，即构成经典弗洛伊德心理病理理论的神经症性冲突。

柯恩伯格与雅各布森的一致之处在于，他也扩展并深化了弗洛伊德的驱力理论，提出驱力源于围绕早期客体关系而展开的复杂发展序列。弗洛伊德认为驱力是既定的、先天的；而在柯恩伯格的理论中，驱力仍然依赖于体质上的先天倾向，但最终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形成，因而是通过发展而建构的。柯恩伯格综合整理了多种理论。

柯恩伯格在经典驱力理论的大厦下挖掘并竖起新的脚手架，他保持了弗洛伊德认为神经症是本能冲突产生的这一基本理解，而与此同时，又采纳了克莱因理论、客体关系理论和自我心理学来理解较为严重的心理疾病。

爱之关系的病态与性格

柯恩伯格对弗洛伊德理论的修正看似很抽象，但对于理解人在根本上是什么却带来了巨大变化。在经典弗洛伊德主义理论中，本能满足的主要模式构成了人格的核心。在柯恩伯格看来，病人所达到的内部客体关系发展水平才是人格的核心。对比弗洛伊德与柯恩伯格如何区分不同人格类型，可看出柯恩伯格的修正与弗洛伊德理论有多么明显的差异。

1920年，弗洛伊德（与卡尔·亚伯拉罕合作）根据人的本能组织水平区分了人的类型。弗洛伊德推测说，随着力比多经历各发展阶段——口唇、肛门、性器、生殖——力比多的目标和客体（多形态变异）也始终在变化，但每个阶段，某种力比多目标超过其他目标占据优势地位。成年后出现的心理病态类型是由力比多的固着点所决定的，即具有最强效价的特定童年性欲阶段。例如，弗洛伊德和亚伯拉罕认为抑郁是口欲固着（渴望受呵护和感到被抛弃）造成的，而强迫症是肛欲固着造成的（参见第一章）。正常人也可依据他们占据主导的力比多组织方式来划分类型：口欲性格、肛欲性格、性器性格，以及作为心理健康典范的生殖性格。

口欲、肛欲或性器性格分别是什么含义？经验有无穷多种组织和加工方式；根据经典理论，占据主导的力比多固着为每个个体提供了一套以躯体为基础的核心模式，所有经验的组织都围绕着这个模式。

让我们来看一段亚伯拉罕描述强迫（肛欲）性格的节选：

肛欲性格，有时似乎会在这种性格的人的面相上留下印记。特别是表现为一种阴郁的表情……以及傲慢……收紧的鼻孔和微微扬起的上唇，在我看来是这类人典型的面部特征。有时这使人感到他们总在用力嗅着什么东西。或许这种特征可以追溯到他们在气味方面嗜粪的快感。（1921，第391页）

在弗洛伊德／亚伯拉罕的体系中，就算是最成熟的性格类型也同样是基于躯体部位和活动的；只是核心器官及活动变成了另一种力比多成分。威廉·赖希（1929）写下了对生殖性格的如下描述：

由于他能够感到满足，因此他能够在非强迫或压抑的情况下，保持单一的性关系；但如果有合理的动机，他也能变换客体而不受任何伤害。他忠于性的客体并非出于内疚或道德考虑，而是出于对快乐的健康欲求：因为这令他满足。如果多配偶的欲望与他和所爱客体的关系相冲突，他可以控制这种欲望而无需压抑；但是如果这种欲望令他过于困扰，他也能服从这欲望。他会以现实的方式解决所带来的实际冲突。很少会有任何神经症性的内疚感。（第161页）

柯恩伯格关于爱的性质和能力方面的论述，是他最重要的革新，也正是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最清晰地看到他在经典大厦上做出的激进革新。

在柯恩伯格关于爱的关系的图式中，心理疾病最严重的病人，他们爱和性的体验是置于无法在自己与他人之间建立和保持稳定界限的背景之中。对他们来说，与他人的关系并非是从独处到亲密的连续变化；而是要么就没有关系，要么就是完全被吞没，令人混乱也常常令人恐惧。

举个例子来说，罗伯特在中年放弃了与真实他人的性关系。他描述先前的性接触是大灾难般的遭遇；他感受到的性唤起是危险而令人恐惧的兴奋。他的母亲患有抑郁症；父亲在他三岁时过世，他的童年通常是孤独一人。当他与吸引他的女人约会时，他感到自己被驱使着极力争取立即发生性关系。这种兴奋本身令他无法承受；令他完全被这个女人所惑，不顾一切地要占有她，以重新获得控制感和完整感。如果他没能和这个女人上床，他随后几天都感到难以克制的不安。如果他成功了，就强烈地感觉到要摆脱她，接下来的一段日子，他与世隔绝，他觉得在独处中他能做出最好的、最有创造力的工作。罗伯特的欲望具有不加区分的特点；那些女人对他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她们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令他产生危险的唤起。刚刚步入中年，他就不再与妓女之外的女人发生性关系，因为在与妓女的关系中他能保持控制，令他感到不那么困扰和危险。最终，只有伴随手淫幻想的完全控制感，让罗伯特得到他所需的保护，避免性欲望在他的自我完整性上造成不稳定的缝隙。

根据柯恩伯格的观点，边缘水平的个体无法将好的和坏的客体关系整合成单一复杂关系，而他们对爱和性的体验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对他们来说，性欲望常常与高度特殊的场景紧密相连，这些场景反常、猛烈的特点过于令人困扰，难以整合到他们关系中温柔、亲密的一面中。

乔伊丝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女作家。在许多情境下对不同类型的男人她都能感到性唤起，但无论是与男人一起还是手淫，她只有通过想象自己被残暴地对待和惩罚才能达到高潮。她的父母都是非常自我关注、自恋的人，在她的童年，他们长期忽略和抛弃她；而和她在一起时，他们则常常残忍地取笑她。分析探询显示，只有当男人足够关注她、以至于会惩罚或虐待她的时候，她才真正感到与这个男人在一起，因为这种做法能让她感到自己的毁灭欲望通过认同这个男人的施虐而被安全地容纳了。尽管她寻求着与能令她感到关爱温存的男人建立关系，但暗地里她认为所有男人都是施虐的；如果他们现在没有虐待她，那么也很快就会虐待她。她在无意识中感到，让自己在爱和温柔中出现高潮是无法忍受的危险；因为爱终究会被她自己的攻击性或男人对攻击性的反击所破坏。只有通过唤起她所熟知、理解而不出意料的虐待意象，她才感到足够安全可以放任自己的性欲。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乔伊丝与男人的关系只会持续很短时间。一旦她确定他们不友善或对亲密关系不感兴趣（即，当她感到他们真的符合她所要求的性幻想），她就会结束关系，寻找能接近的另一个男人。

哈罗德在性方面也具有类似的极端分裂特征。他与女人的实际关系大部分是无性的关系。尽管他有丰富的性幻想，但他建立的基本都是柏拉图式的精神关系，如果过去曾与女人有过性关系，他会担心自己攻击性太强或强制别人。与他保持柏拉图式关系的一个主要女人，长期阴道疼痛并在性的许多方面有压抑和恐惧的问题。她允许哈罗德一年和她发生一两次性关系，但他必须在阴茎上涂上杀菌药膏，非常缓慢地插入，并尽快地取出。

在柯恩伯格的框架中，乔伊丝的性体验编织在她处于边缘水平的世界中，这个世界充满善与恶、爱与恨的两极分化。性的激情中夹杂着与攻击和暴力有关的含义；爱和温柔无法与性的欲望整合在一起。因此，乔伊丝只能让自己通过在幻想中表现施虐受虐这种妥协方式来进行性释放，而哈罗德只能在扮演人体涂药器时才允许自己性交，依靠这种外在的仪式来容纳和控制他预期自己会有的攻击性。

在柯恩伯格的体系中，有关爱和性的神经症层面的问题是以经典的冲动—防御冲突的语言来理解的。神经症病人已经形成了自体—客体区分并克服了分裂。他们以整合好的自体与整个的客体建立关系，他们的问题是关于冲动的冲突（而非相互解离的自我不同侧面之间无法调和的裂隙）。柯恩伯格对格洛丽亚的理解会与弗洛伊德的方式基本相似（在第一章曾以弗洛伊德理论讨论该案例）。她与人的关系是受到俄狄浦斯冲突及随之产生的抑制所影响的完整客体关系。

因此，柯恩伯格的理论综合保留了大部分的弗洛伊德体系，他将弗洛伊德体系重新放置在更广的参考框架中，并将弗洛伊德的驱力心理学从更早的自我区分和客体关系的发展序列中整理出来。在这一修正的弗洛伊德理论中，性仍然具有核心地位，但已不再是成因。性的含义本身起源于由自体—客体关系构成的更早期、更深层的结构。正如柯恩伯格强调的，“内化和外部的客体关系世界保持着性的活力，为‘永久’的性满足提供可能性”（1980，第294—295页）。

柯恩伯格与自体心理学之间所发生的论战是近年来精神分析著述中最有趣的思想论战之一。有必要指出区分这两个阵营的某些问题，因为它们反映了修正者的立场与更激进的立场之间的差异。修正者的立场，以柯恩伯格为例，无论如何仍对弗洛伊德思想的某些基本特征保持忠诚；而更激进的立场，以科胡特为例，则更彻底地抛弃了弗洛伊德的驱力理论。柯恩伯格认为科胡特的自体心理学降低了躯体、性，特别是攻击的重要性。在柯恩伯格看来，核心的动力斗争是爱与恨之间的斗争，而且必然会表现在对分析师的移情中。科胡特认为，正如我们在第六章所指出的，攻击与冲动的性欲都是自恋创伤的副产品。在科胡特的理论模型中，人努力追求自我组织和自我表达；在柯恩伯格的模型中，人受到爱与恨的强大激情的折磨。科胡特认为自恋者试图保护脆弱的自尊；而柯恩伯格认为自恋者对人蔑视和贬低。科胡特认为分析师应共情地反映出自恋者的自体经验，从而培养更加巩固、坚强的自我；柯恩伯格认为分析师应解译自恋者隐含的敌意，从而可以培养整合更好的客体关系。常常互为镜像的这两种流派之间的张力，为精神分析的理论发展赋予活力，并扩展了实践者临床选择的范围。2

罗伊·沙弗

罗伊·沙弗探索了精神分析理论和临床实践的许多领域，对当代精神分析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沙弗的贡献广泛多样，我们可以从许多不同角度来考虑。他的创新包括对经典弗洛伊德理论术语的分析和重新界定（1968）；根据维特根斯坦和赖尔的分析哲学对精神分析语言进行的哲学批评，该批评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1976）；以及，与唐纳德·斯彭斯一同将诠释学和“叙述”概念引入精神分析谈话（1983，1992）。在当前精神分析理论领域确定沙弗的位置是件很困难的事。从某些方面来说，他是弗洛伊德思想最具说服力的发言人之一；而从另一些方面来说，他也曾是弗洛伊德思想最尖锐而有破坏力的批评者之一。

主宰性

要把握沙弗广泛多样的贡献之间的关系，最便捷的方式是理解他努力阐释的一个反复出现的基本问题：主宰性的问题。对沙弗来说，为什么主宰性会成为这样一个棘手的难题，引发了如此之多的论述？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再次回到弗洛伊德，不过这次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弗洛伊德有说服力地证实：与他同时代的人普遍对心灵性质的理解过于简单。他们认为人可以了解自己的心灵，而且心灵是个单一、完整的整体：“我就是我所知道的自己，我控制着我是什么样子。”弗洛伊德向人们显示，心灵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由许多相互冲突的不同动机和意图构成的：心灵并非想要了解就可了解，它包含大量难以理解、难以触及的内容——大量的无意识过程。

弗洛伊德在形成这种更复杂的心灵观点时，吸取了当时的科学认识。他从牛顿物理学中借用了宇宙是由物质和能量组成的复杂机械系统的观点，并应用在心灵上，设想心灵是由各种结构和心理动力学能量构成的精神装置。弗洛伊德显示，自我是自己体验和行动的全能主宰的主观感受只是幻觉。意识仅仅是冰山的一角；思想和感情实际上（在心理上）是由自我反省无法了解的无意识力量决定的。实际上，人常常不了解自己真正在做什么。因此，在弗洛伊德的体系中，驱散了人作为主宰的观念。在意识中感到自己是主宰的感受是虚幻的；准确地说，意识的自体像个木偶。线是由别处操纵的，是在无意识中由精神机构（本我、自我和超我）和动力学力量（本能冲动和防御）所操纵。

在二十世纪五十和六十年代，由费尔贝恩和温尼科特的工作激发的克莱因理论和各种英国客体关系理论，使精神分析概念中无意识的准主宰者大为增加。心灵不仅受到弗洛伊德提出的木偶操纵者（冲动、防御、本我、自我、超我）的控制，而且还受控于各种心理成分的化身：内部客体、内摄、认同、吞并、部分客体及许多其他成分。分析师在写作和讲话的时候，开始赋予这些内部主人公意图和力量（例如：“他母亲的内摄形象无情地攻击他”）。

沙弗最初对精神分析工作的发展（1968）可以理解为是对精神分析言论中准主宰者数量大大增加的一种反应。沙弗沿袭他导师戴维·拉帕波特的风格（拉帕波特曾试图将精神分析理论系统整理、编纂和进行验证），开始更准确清晰地界定精神分析的基本概念和术语。在这一重新界定的工作中，始终贯穿的就是试图把人重建为体验的主人公——重新集合起在精神分析观点创立之时被驱散的主宰者。沙弗感到，澄清谁在对谁做什么已变得十分关键。

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沙弗已经抛弃了所谓拉帕波特的事业，即挽救传统精神分析语言的尝试。沙弗认为，问题比这更深也更广；精神分析真正需要的是全新的谈话方式。他认为，在理解和沟通精神分析思想的方式上存在某种重大的方向错误；它与分析过程的基本性质相左。

宽泛地讲，在分析的过程中实际发生了什么？病人进入治疗时带着一套关于自己和她的生活世界的信念：因为我父亲压迫我，所以我被损坏了；世界是危险的，人们驱逐我。经过分析过程，这些信念改变了——病人以极为不同的方式体验和理解这些信念。这种改变的性质是什么呢？

根据沙弗的描述，在分析过程中发生的基本转变在于，对于原来否认自己有责任的行为，病人逐渐承认自己有更多的主宰力。病人最初认定自己关于自身和世界的信念是对的。她已被压垮；世界是危险的。这些被当成确定、客观的事实。在分析中，病人开始发现这些“事实”实际上是她自己创造的；虽然她为此深受折磨，但她不仅需要而且是自己想要这样来看待自己和世界。她开始理解自己暗地里从这些信念中获得了满足；它们带来了无意识的愉悦，提供给她安全感和控制感。她开始认识到，虽然她痛恨自己这样来思考自己和世界，但她却故意拒绝其他思考方式。她忠诚于这些信念和经验。她关于自己和世界的那些讨厌的体验并非简单地被给予或发现的；是她一心一意地让自己和世界保持这个样子。她是自己世界的主宰者、设计者、建造者、诠释者，但她却否认自己的主宰性，感到自己任由环境和命运摆布。当受分析者开始把自己理解和体验为她（内部和外部）世界的主宰者，她就可以想象自己作出其他选择，以更加开放、更具建设性的方式行动和组织她的经验。

从沙弗的观点来看，主宰性起先被否认而后逐渐得到重新承认这一问题，从一开始就处于临床精神分析的核心位置，亦是每个真正的分析过程的核心。然而，由于弗洛伊德不赞同维多利亚时代意志万能的观点，也由于他所处时代的科学主义，弗洛伊德建构了一种语言，借用描述客观力量的语汇来表述精神分析，这种语言像神经症一样故意不提自身的主宰性。

沙弗于是提请我们更仔细地思考弗洛伊德用来描述心理动力学过程的语言。在心灵“内部”，驱力自动积累，要求释放。如果未能得到释放，驱力会阻塞并产生危害。沙弗指出，这种语言描述原始的躯体过程，就像描述排尿和排便时使用的语言。弗洛伊德似乎把心理描述得像身体一样，具有清晰的界限、内部空间和物质。沙弗指出，这种语言不仅不足以描述心灵运作的方式，而且充满了类似神经症病人需要借助分析来澄清的误解和幻想。弗洛伊德留给我们一种理解神经症的语言，而这语言本身就充满了神经症性的幻想和幼儿式的误解。而且，讽刺的是，在传统精神分析语言中最普遍的遗漏恰恰就是作为主人公的人，而这是临床精神分析在实践中的核心关注所在。3因此，在《精神分析的新语言》（A New Language for Psychoanalysis 1976）一书中，沙弗所做的正是将大量精神分析的基本原则和概念从动力和结构的语言转译为关于主宰者和意图的更强调行动的语言。

叙述

沙弗于1976年提出的维特根斯坦式行动语言在临床活动和理论论述中都处境尴尬，并没有得到广泛接受。但沙弗对经典概念中普遍存在的关于心灵的潜在观念的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已经找到了一种极具说服力的方法来传达他创新性的理解：叙述的概念。

心灵并不像弗洛伊德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系列非人力量冲撞的最终结果——沙弗提出，心灵是由行动——特定类型的行动产生的；心灵是由叙述产生并根据叙述而组织的。沙弗吸取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正在发展的对诠释学的关注，不再把传统精神分析概念作为科学原则而是作为诠释的故事序列来呈现。（在第八章中将继续讨论诠释学与精神分析更广泛的关联。）沙弗最初用行动主宰者来替代弗洛伊德的动力学力量场域，现在则描述为故事的叙述者。以这种叙述途径为坚实的背景，沙弗将自体心理学（在《分析的态度》［The Analytic Attitude］一书中，1983）和克莱因理论（在《重述生活》［Retelling a Life］一书中，1992）的许多创新特征融入基本上属于弗洛伊德主义的临床框架。

沙弗对精神分析概念和语言的修正，虽然是落脚于广泛、抽象的哲学关切，但对如何思考和处理临床资料具有巨大的实践价值。

让我们来看看一个病人的梦。罗纳德已经接受了三年精神分析。当这个梦出现的时候，罗纳德感到自己已经从分析中获得了很多，尽管他还会周期性地陷入深深的怀疑，怀疑有什么能真的帮助他。

罗纳德最初求治是因为长时间的抑郁和无力感。他在许多方面都曾很成功，但总感到自己的活动和成就似乎不真实。尽管他通常任何时候都似乎充满热情地投入手头的事情，但他对所有事情的意义常感到怀疑和困惑。他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没有真正的生命，如同行尸走肉。对他来说，他选择的任何活动其实都不是对的活动；他曾相处的任何女人其实都不是对的女人。罗纳德常常感到，对他来说童年体验到的抑郁和了无生气仿佛是唯一真实的事，其他的一切都只是演戏。

分析的探询对理解罗纳德的抑郁起了很大帮助，他的抑郁源于他与长期患病的母亲的关系，而且似乎与此密不可分。在他童年早期，母亲一直癌症缠身，曾多次住院。她最终在他十二岁时去世。罗纳德的父亲是个著名的政治家，他处理妻子疾病的方式是远离她，并向邻居隐瞒家中的问题。在外面他迷人而开朗；在家里他不是冷漠疏远，就是发怒。罗纳德作为唯一的孩子，感到自己被双亲都抛弃了；他感到父亲把母亲留给了他。他深深感到自己是被母亲选中的，但陪伴她、照料她的责任超出他的承担能力。

罗纳德开始对他的童年早期经验与他当前的困境之间的关系有了许多理解。他曾感到父亲的公众人格是装假欺骗，而母亲生病和家庭问题这些羞耻、隐秘的现实，才是他父母和他自己最终极的真相。他感到童年的情感剥夺对自己造成了严重损害，而通过模仿父亲他也学会了在公开场合隐藏这一点。

罗纳德对分析师和分析有强烈的情绪卷入。当他和分析师一起探讨童年的绝望、恐惧和当前的冲突、怀疑时，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关怀和亲密。在治疗过程中，罗纳德开始感到自己变得更能投身于他所做的事情。他开始感到自己生活在由他人组成的社会关系中，生活在人类活动圈里，而不像过去那样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孤独的局外人。此时他做了下面的梦：

我从（就读的研究所的）后窗向外望。我看到一团东西向楼这边移动过来。它缓慢地挪动，吞没它所经过的一切。每当它靠近某件东西，比如一张椅子或一丛灌木时，它首先变成那个东西的样子，只是大很多。过了几秒钟，那件东西就不见了，那团东西也变回原状。它越来越近。你的椅子就在外面，那团东西开始变得像你的椅子，这时我醒了。

尽管这个梦起先显得古怪，但罗纳德随即感到，这个梦以图像的方式捕捉到了他对自己的典型内心感受的某些东西。那团东西是他的抑郁，无形无状，令人感到危险。无论他试图做什么，无论他忙于什么，似乎有一会儿是真实生动的，但随后就消散；意义终会丧失，他只会再次成为一团泥。现在对他来说，分析的重要性变得甚至超过生命。但罗纳德害怕分析也会消散变成无意义。无论他多么努力，都无法逃开这团东西。这个梦似乎生动地捕捉了他所感受到的关于自己的痛苦体验。

让我们考虑一下对这团东西几种可能的理解：这团东西是肛欲施虐倾向的表现，即埋葬和毁灭与他有关的一切东西的本能所驱动的愿望（弗洛伊德）；这团东西是他的真实自我，尚未成型，寻求着可能获得自我成长的条件（温尼科特）；这团东西是他畸形、缺乏结构的内心的表征，缺乏稳定的认同和调节机制（自我心理学）；这团东西代表着他的自体状态，表现出他的主体性（subjectivity）或个人状态（personhood）的发展中止（自体心理学）。

从沙弗的观点来看，对这个梦的所有这些解释存在的问题是，它们忽略了做梦者的活动。沙弗认为，在梦里，罗纳德为了特定目的会选择某些主线来组织他的经验，因此，梦是创造的结果，是一种叙述建构。对于梦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的解释；相反，梦就像其他叙述建构，如诗或小说一样，可以通向多种理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探求梦的意义，那么重点就转向了罗纳德在做这个梦时、在与分析师试图探讨这个梦时，所运用的不同叙述方式具有什么样的功效。

罗纳德在内心用一团东西来代表自己，这能达到什么目的呢？根据沙弗的观点，这团东西不是罗纳德的肛欲施虐倾向；罗纳德是借用肛欲意象和躯体的比喻，来代表他对自己经验价值的破坏。这团东西也不是罗纳德的真实自我、自我结构或主体性；罗纳德使用这些故事主线在内心描绘自己可能出于多种目的。其中可能出于如下的动力机制：与生病而退缩的母亲保持强烈的无意识联系，击败父亲和他在外面世界的生活榜样，在公开和私下都保持具有无限潜能和融合一体的幻想，等等。

罗纳德和分析师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理解这个梦能满足什么目的呢？在沙弗看来，梦的解译的价值不在于它的客观或准确，而是在于可能开启新的经验形式并让做梦者承认更深更广的对自己主宰性的感受。

因此，沙弗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将弗洛伊德主义分析的传统内容重新放回恰当的背景中。沙弗令我们思考，弗洛伊德在建立理解心灵的心理动力学方法时，对他自己所做的工作，在理解上也有着时代局限。他当时的那些理解所基于的科学基础现在已不再有说服力。然而，沙弗指出，如果把弗洛伊德的工作重新放到当代诠释学框架中，它不仅更好理解，而且也能更充分地显示出它阐明临床过程的解释力。

汉斯·洛伊沃尔德

在当代精神分析界的所有重要人物中，汉斯·洛伊沃尔德（1906—1993）或许是最难确定其位置的一个。洛伊沃尔德在跟随马丁·海德格尔学习哲学后，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来到美国。他在巴尔的摩地区接受分析培训时，曾与哈里·斯塔克·沙利文和弗里达·弗罗姆—赖希曼一同工作。但他不变的激情属于弗洛伊德。他仔细而忠诚地在弗洛伊德理论中找到自己理论全部特征的扎根之处；然而，他自己的思想发展成对心灵和精神分析过程极为独特而有洞见的流派。他的行文是学者式的，极为深奥，推理极为严谨；然而他却描述和激发出极其丰富、感官强烈的体验，似乎需要一种神秘的转换。他对弗洛伊德的解读也是无规律可循，有时令人耳目一新，有时又是牵强附会；但总是与美国自我心理学主流中对弗洛伊德的理解相左。无论如何，洛伊沃尔德对弗洛伊德的修正和复兴，极大地影响了当前从经典理论中汲取灵感的人如何解读弗洛伊德。

洛伊沃尔德的著述持续近四十年，其间他不断努力探讨着同样的核心问题，一会儿从这个方面，一会儿从那个方面，一会儿从这个角度，一会儿从那个角度。这个关切内容就是精神分析理论建构最基本的假定，我们对心灵、现实和分析过程的性质的最基本构想。

洛伊沃尔德论语言

自从弗洛伊德早期对梦和口误的研究开始，语言始终是精神分析理论建构中的一个核心方面。在分析学者中，洛伊沃尔德探讨语言的角度独辟蹊径。设想一个一岁大的孩子坐在餐桌旁吃早饭，她哼哼唧唧、牙牙学语，边玩边出声，也边玩边进食。最近她会说出些可以辨识的词，有时甚至把两三个词连在一起说出来。她非常喜欢橙汁，而这一天她还想要更多的橙汁，于是发出“喏喏喏喏汁”的声音。父母很高兴。他们满足了她的要求，并同时说：“还要橙汁？”

像这样的经验构成了关键的发展桥梁。在桥的这一端，孩子置身于独特的个人世界中，充满着只属于个人的体验、偶然的关联、专注自我而与世隔绝的幻想。她在前语言世界中与他人有着有力的联系，但这些联系是独特而排他的，建立在共享私密含义的基础之上，也依赖于照料者有意地觉察孩子的需要。在桥的另一端，孩子进入了社交世界，这个世界充满着共同理解的经验、一致赞同的意义、抽象而普遍的理解。与他人的沟通和联系变成是可以推广的；经验变得更容易分享，也可以更可靠地分享。

不同作者对这一发展上的关键转变持有各种各样的态度。其中的一个极端是沙利文，他认为前语言（异相反应［parataxis］）的经验是个人独有的和歪曲的；语言制造了分享（同相反应［syntaxic］）经验的可能性，这种经验是通过与他人的共同验证而建立的，并逐渐剥除其个人特征，由此为孩子提供了一种奇妙的工具来逃开孤立和自我关注，进入清晰、共享经验和有意义联结的世界。沙利文认为，使用一致同意的共享语言是十足的幸事。

丹尼尔·斯特恩是一位当代研究者，他曾经写过技术专著与通俗读物，在著作中整合实证的婴儿研究，形成对幼儿期和童年期的观点，他认为在将经验压缩成语言之时，就牺牲了前语言经验在感官、感觉上的丰富性。获得清晰性伴随着多样性的丧失。在斯特恩看来，语言是好坏参半的幸事。

沙利文和斯特恩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认为前语言的经验与语言的经验之间存在着断裂。（尽管在斯特恩看来，较早的经验终生保存在“前语言的自体感”中，这种自体感伴随着言语化的自体感。）

洛伊沃尔德则采取了非常不同的角度。关于语言用途，无论是沙利文（欣然地）设想的，还是斯特恩（遗憾地）设想的，在洛伊沃尔德看来都是低劣、肤浅、空洞的沟通形式。他认为语言的开端并非是从感觉经验的转译，而是本身就属于一种感觉经验形式。“我们可以说，当母亲说话的时候，幼儿并不能知觉词汇，但是浸润在声音、节奏等之中，这些是整体经验中不断加强的成分”（1980，第187页）。随着儿童的发展，词汇也具备了符号的意义，可以指代超出其本身的事物。

洛伊沃尔德把语言的第一种模式，即嵌于情境中、具体化的模式称为“初级过程”，把语言的第二种模式，即可推广的、分化的模式称为“次级过程”。（此处他借用了弗洛伊德对能量流动渠道的划分，改而用来划分经验的形式。）洛伊沃尔德认为关键是两种经验模式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不同组织水平之间的割裂与／或调和这一问题是洛伊沃尔德在其著述中反复重提的唯一核心问题。他认为，语言和其他次级过程经验的形式，如果远离了最初丰富的初级过程，与孕育它们的总体、感官经验割裂开来，就是病态的。心理健康与经验的丰富性有关，而丰富经验的产生需要打开初级与次级过程之间、原始与精密的思维之间、较低和较高的心智组织形式之间的通道。

孩子要求更多果汁，这本身就附带着张力，是在该要求的抽象意义与发出“喏喏喏喏汁”的声音中蕴含的感官刺激和趣味之间的张力。从洛伊沃尔德的角度来看，对于孩子保持随后经验的丰富性，至为关键的是在她语言表达的清晰性和概括性增加的同时，并不会丧失她在与父母吃早餐时玩着食物、比划着手脚和发着声音所体验到的感觉和感官快乐。在洛伊沃尔德看来，病态的发展中必定存在初级过程与次级过程的分裂、感觉与抽象的分裂、幻想与现实的分裂、过去与现在的分裂。健康发展则以这些不同经验维度之间长久的调和互入为特征。

单一整体

弗洛伊德的传统解读总假定存在着“外在”的物质现实。婴儿带着各种生理资源和倾向，出生来到这个物质现实中。在婴儿体质的先天条件中包括一套迫切要求释放的本能驱力，而这不可避免地与社会环境冲突。心灵作为疏导和调节这些驱力的装置，不得不协调婴儿与环境的关系。其他人作为驱力的“客体”，既是驱力释放的载体，又是驱力调节和控制的辅助（通过内化到超我之中）。

洛伊沃尔德质疑所有这些传统前提，他提出心理发展的起点是包括婴儿和照料者在内的原初、单一的整体。最初在自体与他人之间、在自我与外部现实之间、在本能与客体之间没有区分。在传统精神分析理论中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基本的、不可约简的一切结构，洛伊沃尔德认为都是次级的，是从这个最初的单一状态中出现的两极衍生物。这个观点的一个核心含义是，在发展中的儿童身上并没有什么最初就在婴儿身上（既不是本能，也不是温尼科特所谓的“真我”）。发展中儿童身上的一切，以及后来成人身上的一切，都是互动的产物。

洛伊沃尔德的这种激进互动论与弗洛伊德的驱力理论观点相去甚远。然而洛伊沃尔德善于从弗洛伊德的语言和意象中汲取新的意义。洛伊沃尔德在重新解释弗洛伊德时的一个关键策略就是，宣称弗洛伊德自己的驱力观点也经历过急剧的转变。

根据洛伊沃尔德的观点，弗洛伊德在1920年之前和之后对驱力的性质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理解。人们常以为早期的理论，即驱力寻求释放，代表了弗洛伊德的总体思想。但洛伊沃尔德指出，这一早期理论是与十九世纪的科学唯物主义紧密结合，并建立在弗洛伊德时代的水力和机械比喻上的。洛伊沃尔德认为，自1920年引入伊洛斯的概念（在《超越快乐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一书中），弗洛伊德把力比多当成一种驱力的观点发生了急剧转变，他不再认为力比多是寻求释放，而认为是寻求联系，不是利用客体来获得满足，而是通过客体积累更复杂的心理经验并重建在自我与他人之间失去的最初的统一。

洛伊沃尔德对弗洛伊德驱力理论的修正，实际上需要对几乎全部传统精神分析概念都进行剧烈的变革。例如，让我们看洛伊沃尔德如何重新加工了弗洛伊德的“考古学比喻”。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本我从不与外部现实接触。本我在现实世界的释放是通过自我为中介的。本我的运作隐藏在外部现实之下，表达着从出生开始就具备的古老遗产。考古学家的挖掘令他们更深入过去；精神分析的解译则使一个人穿过表面、日常的互动，揭示更深的、遗传而来的原始幻想。

洛伊沃尔德要我们更仔细地思考这个比喻。古代城市的遗迹可能与建筑在它们之上的现代国家当前的政治和经济活动没有关联，但是古代城市当然与当时的政治和经济活动有密切联系。只是与当前、表面的文化相比，这些遗迹才显得遥远而无关。

类似地，如果因为那些尚未被精神分析考古学家揭露的古代遗迹与当前活动无关，就认为它们与当时的外部环境、互动情境也无关，那将是一个重大的错误。本我也涉及适应，并且“与自我一样是‘适应’的产物——但是在非常不同的组织层面上”（1980，第232页）。

弗洛伊德最终在过去找到的是原始的力量，从深远的过去支配着当前的经验；洛伊沃尔德发现的则是被抛弃的遗迹，是由曾经一度占据主宰的古代文明创造的。弗洛伊德的本我是与社会现实相冲突的一种不变的生理力量；洛伊沃尔德的本我与其说是恒常的生理力量，不如说是一种适应互动的产物。心灵的互动性并不是继发的，互动就是它原本的性质。洛伊沃尔德认为生命是在婴儿与母亲的合一中开始的；母亲对孩子的照料、母亲对孩子的印象、母亲对孩子的感官经验，这些都成为孩子对自己的经验的重要内容。任何驱动着发展中孩子的“驱力”都是通过与母亲的互动形成的；并非预先存在着这些驱力，而选择母亲作为驱力的对象。

洛伊沃尔德描述心灵存在着极其丰富的内部联系，即过去与当前、内部与外部、幼稚与成熟、自我与他人、幻想与实际之间的联系。他认为上述划分是充分相互渗透的辩证统一，而不是尖锐划分的两极。由此洛伊沃尔德提出，如果童年的经验被压抑，被严格地与成人的经验区分开来，那么幼儿式的、俄狄浦斯的爱就会削减和干扰成人的爱。于是童年的爱就会产生像鬼魂一样的影响，如同传说中没有得到安葬的鬼魂，纠缠着活人来寻求安息。

如果童年经验从压抑中获得释放，被接受和修通，就会与当前经验发生非常不同的关系。洛伊沃尔德指出，人无需在童年的爱与成人的爱、过去与现在之间做出抉择。最恰当的理解是，与早期爱的客体的经验不是被弃诸脑后，而是通过成年爱的客体被重新发现和重新产生。新的爱并非与旧的爱完全不同，也并非仅仅是旧爱的代替。新的爱既新又旧，它带来新的经验，但在新经验中回响着旧的经验。早期爱的客体，如同祖先，为新的经验提供指导；当他们得到安葬和祭拜后，可以持续地通达现在，不再需要从痛苦的隔绝之中来支配现在，以寻找“得到承认的血统”（1980，第249页）。

升华与象征

弗洛伊德关于象征及其在梦和神经症症状形成中作用的早期贡献，不仅对精神分析而且对许多其他知识学科产生了深远影响。身体部分和躯体过程，以及个人经验各种不安的方面，会以伪装的形式在梦和症状中表达。例如，梦中或恐怖症中的蛇是阴茎的替代物。蛇象征着阴茎并具有微妙的双重功能，既显露又隐藏，它呈现了被压抑的意象，但却是通过伪装的方式。

对弗洛伊德和其他人来说，只需要前进一小步，就看到类似的象征过程在整个文化中普遍发挥作用：在人类学和社会学中，在艺术和文学中，并最终也在政治和历史中发挥作用。弗洛伊德通过使用升华的概念，极大拓宽了他对象征的理解的应用范围。象征化的表征使本能冲动可以找到经过伪装的、社会可接受的满足形式，不是作为直接的生理快乐获得满足，而是与必要的社会限制合理地妥协。因此，耍蛇艺人、摩天楼的建筑师和小提琴家找到了手淫的象征化替代。事实上，弗洛伊德深信不疑，所有文化都是建立在升华之上的，是幼儿的性和攻击冲动经过伪装的满足。

在精神分析解译对临床资料和文化现象的常规应用中，象征是对被象征之物的替代（蛇替代了阴茎）。通过解译，蛇被揭示为经过伪装的阴茎等价物；伪装被去除；真实的意义显露出来。传统的精神分析解译是还原过程：象征物一旦被揭示，就落回被象征物本身。蛇不是别的，只是经过伪装的阴茎。

对升华和象征的传统精神分析理解，开启了一个存在多种解释可能性的全新世界；同时也为许多分析师带来了一些严重的问题，例如洛伊沃尔德。莫非所有的文化——艺术、人类文明的创造产物——都应被理解为是幼儿的性和攻击冲突伪装的表现？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指出了针对这个问题及其他密切相关问题的各种解决方式。新弗洛伊德主义（沙利文、弗洛姆、霍妮）和比较激进的客体关系学者（费尔贝恩、鲍比、冈特瑞普）完全抛弃了弗洛伊德的驱力理论。因此他们并不认为对较高的文化追求衍生于弗洛伊德的双重驱力理论。哈特曼和其他自我心理学家则采取了一条不同的路线，他们保持了驱力理论，但是利用驱力中和的概念确立了除性和攻击以外的动机。文化可以是衍生于自我的自主动机，包括控制、功能表达等等。

洛伊沃尔德对这些解答方式都不满意。在洛伊沃尔德看来，弗洛伊德发现幼儿躯体体验的普遍力量和意义是西方文化史中最伟大的发现之一。洛伊沃尔德想要保持弗洛伊德对性和攻击的强调，他并不想把自我动机从本我动机中分离出来（像哈特曼所做的）。洛伊沃尔德认为，中和的概念冲淡了弗洛伊德真知灼见中最珍贵和最有力的成分，并有否定这些成分的危险。

洛伊沃尔德特有的途径是试图找到一种方式来调和这些不同的经验模式、组织层面，而非在其中作出选择。他认为较高水平的心理过程、创造性的文化追求始终与较低的心理过程即原始幼儿经验相联系，但永不会简单地还原为原始幼儿经验。蛇或摩天楼始终是阴茎，但从来不仅仅是阴茎。进一步来说，阴茎一旦被蛇或摩天楼所代表，就不再只是阴茎，而是已经通过象征过程而转化和丰富。象征不是伪装的过程，而是相互转译的过程。

因此，在洛伊沃尔德看来，象征不是某种业已存在事物的伪装形式；象征创造了新的经验。正如幻想与现实、过去与现在、童年的爱和成人的爱之间的关系一样，象征为被象征物赋予了新的、丰富的生命。文化是幼儿经验的表征，但不仅仅是经过伪装的等同物。文化是童年经验在新的、扩展的、丰富的组织层面上的重新表现与调和。

由于弗洛伊德认为驱力是动物性残留，特别与人类文化和文明格格不入，因此他认为幼儿性欲和攻击最乐观的前景是升华，在消耗了强度的同时被用来满足其他的目标。弗洛伊德（1933，第80页）借用须德海的形象来描绘自然力量被文明利用。“本我在何处，自我也应同在。”

洛伊沃尔德则认为“驱力”完全是人类先前互动和人际整合的残余。在洛伊沃尔德看来，为了文明而令大海枯竭的做法将是灾难。不再压抑、重新利用幼儿经验，是丰富而不是损害了成人经验。大海总在那里，它通过更复杂、更高水平的体验提供力量、促进、共鸣，并从中找到新的活力。

雅克·拉康

雅克·拉康（1901—1981）在当代精神分析思想界的地位与其他学者都有所不同。他主宰法国精神分析长达数十年，而在欧洲和南美的精神分析界，他的工作也占据主导地位。尽管他对英语国家和地区的精神分析师影响很小，但对学术界特别是文学批评的影响则相当大。一个庞大的著作解读和注释的产业围绕着拉康而出现；但人们对于他那艰深难懂的著作的真正含义，仍全然缺乏共识。最狂热的追随者认为，他是法国自勒内·笛卡儿以来最重要的思想家（拉康曾不断与传统的哲学和认识论论战），并认为他比尼采和弗洛伊德更胜一筹；批评者则认为，他故作含混，肆无忌惮地展示自己、彰显个人风格，但却缺乏内容。（时常听到恶意批评者讥讽精神分析界被拉康化［la-conned］。）

拉康通过不寻常的医学与超现实主义的双重途径进入精神分析。他居住在巴黎，朋友中有许多著名的超现实主义画家和作家（他与安德烈·布雷顿关系密切），并曾为早期超现实主义杂志写过颇有影响的文章。法国的精神分析如同法国文化生活一样，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重破坏，一小群法国分析师在战后重建巴黎精神分析学会，而拉康则处于他们激烈权力斗争的中心。拉康曾试验时间短而可变的治疗（不同于固定分析时间的可靠惯例），这成了法国及国际精神分析圈中对他强烈反对的焦点。最终他在1953年离开了巴黎精神分析学会。在若干不同时期，他所属的群体被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拒之门外，这更确定了拉康的叛逆身份。随着后来进一步的分离与分裂，1964年，拉康建立了巴黎弗洛伊德学院。此后他成为法国精神生活中的重要人物；到他去世为止，他的公开研讨会一直是重大的文化事件，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各知识学科的对他痴迷狂热的学习者。

任何对拉康思想的讨论必定在最开始就要思考他的思想为何如此难懂。4这有几个重要原因。第一，对于非法语的读者来说，存在着翻译问题。拉康从语言学和文学角度探讨精神分析，而他高度个性化的写作与演说风格不像解说倒更像诗。（评论家如梅尔曼，1972，以及特克尔，1978，指出他的风格是仿效诗人马拉美。）有些评论家认为，拉康的核心概念，如同好诗佳句，就是不可译的（施奈德曼，1983，第92页）。

第二，与其说拉康是精神分析这一临床学科和国际运动的产物，不如说他是法国精神生活的产物。精神分析在不同国家会具备该国家独特的民族特征，而再没有其他例子比拉康的著作将这一点体现得更充分。拉康的著述蔚为大观，充斥着带有法国知识界特征的概念和语言的妙用：无所不包的哲学、政治和文学引用及隐喻，轻蔑而好斗的姿态（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的小说标题将拉康在其中生活的知识界生动地描述为《武士》），以及极权主义的命令与反极权主义的违抗的复杂混合。由于语言和语言环境造成的翻译上的问题，使许多对精神分析感兴趣的读者，虽然尊重拉康的贡献，却仍然对其一知半解。

此外还有更多的原因。拉康的表达方式与他试图教授的精神分析内容紧密相连。他故意表现得晦涩难懂，困难得令人恼火。他并不想轻易地被理解，至少不是以我们理解别人表达的通常方式被理解。

超现实主义者吸取和发展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观点，认为通过非凡的意象和不能控制的语言（如自动书写）可以直接触及和表现无意识。有些批评家（如奥利纳，1988；普劳特尔，1985）指出，拉康的表达方式专门适合表现超现实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无意识。他那重复的文字游戏（无意识是他者的述说；人的欲望是他者的欲望；无意识的结构如同语言）并不是为了传达理解，而是像禅宗大师用的公案，(1)是打破传统思维模式、引发对更深层意义挖掘的一种方式。他的词语飘忽不定，词语的意义自身牵绊和反转，以此表现心灵游戏语言的方式，使用双关语、玩笑、音联、意联和近似来联结词语和打破词语联结。根据最易理解的阐释者的说法，阅读拉康所传达出的“更清晰的印象是拉康如何思考而非思考什么”（穆勒与理查森，1982，第415页）。5在这个意义上，拉康的表达目的不是清晰地沟通观念，而是苏格拉底式的蓄意捣乱，目的在于推动读者进入一种新异的不协调经验。（沙利文和比昂也都担心自己被肤浅地理解或受到误解，只是各有其方式；因此这两人的作品也都像拉康的一样很难读懂。）

拉康与语言

拉康的贡献基于他对弗洛伊德的解读（他的解读在“回归弗洛伊德”的旗帜下得以推广）。拉康与某些当代弗洛伊德阐释者拥有共同的起点，但他最终走上了独特的方向。拉康与许多重要的弗洛伊德阐释者的共同点在于，他们宣称，由于弗洛伊德力图将精神分析放在生物学框架中以便使他的心灵观点科学化，从而使他最原创最重要的创新变得暧昧不明、折中妥协。（哈贝马斯、洛伊沃尔德、沙弗与冈特瑞普都提出过类似的观点。）而差别在于他们认为什么是弗洛伊德核心的创新贡献。在拉康看来，弗洛伊德的本质内容是1905年前的弗洛伊德观点，当时弗洛伊德关注的是梦的解译、神经症症状和（弗洛伊德式）口误。拉康指出，弗洛伊德对所有这些现象的理解都源于以革新的方式理解语言及其与经验和主体性的关系。在拉康看来，要理解弗洛伊德的真正意义，只有依据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费迪南德·德·索绪尔的语言学、罗曼·雅各布森的当代（拉康同时代）语言学和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所有这些都是拉康所在的法国知识界的代表人物。拉康认为，自我心理学和客体关系理论是基于对弗洛伊德重大（而互补）的误解，它们分别强调自我和客体关系；决定人类体验的维度既非自体（即自我）也非与他人的关系，而是语言。

“想象”

拉康的“想象”概念在他对其他分析学派持续而严厉的批评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个概念是沿着两条反复出现的线路发展的。首先，他描述了想象的体验原型，即镜像阶段。在拉康的描述中，六到十八个月大的孩子会经历一种强烈的转换体验，她注意到自己在镜中的形象，并因此被迷住了。孩子此前的体验是不连贯的、破碎的、断裂的。她对自己的四肢和运动不能完全控制，也缺乏高级组织来整合她的各种心理状态。然而在镜中映出的却是个相当不同的造物：一个完整、整合、协调的形象。孩子可以通过自己的运动和意图来控制这个形象，这个形象是她自己理想化的样子。镜中映出的形象成为核心，成为自我的“原型”，围绕这个核心节点发展出日益复杂的关于她自我形象的思想和情感联结。拉康希望我们不要具体、局限地理解镜像阶段，而应把它看成一种“示范功能”（1988a，第74页），代表围绕着幻想、意象而建立自我的方式，这随后成为想象（image-inary）的基础。

想象概念发展的第二个基础是拉康对人类欲望性质的分析。拉康认为欲望与需求不同。孩子有许多对母亲的需求，母亲能满足这些需求，但欲望作为激情的源泉，其内涵不仅限于追求满足、平息需求——拉康认为，欲望终必永无满足。在欲望之中，孩子希望自己魅力无穷，成为他者（母亲）的一切。要真的成为他者的一切，就需要具备他者渴望的所有东西。因此，拉康认为，孩子最首要的欲望是成为他者（母亲）全部欲望的客体。

下面的例子鲜明体现了拉康认为欲望是他者之欲望的观点。

迈克是一名年近三十的年轻人，他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原因是由于他无法协调他的生活与他自己的目标。他在旧城区的贫穷家庭中长大，努力获得了相当的职业成就和个人成功。他想要一份负责任的关系和一个家。在这方面他常能有些进展，与所交往的女人建立真正的亲密关系。问题在于他却对另一种女人狂热迷恋，他常与她们在夜总会里跳舞，而夜总会似乎是个与他所追求的家庭生活不同的世界。

迈克常去的那些夜总会，跳舞的人着装精美绝伦，风情万种，几乎像舞台服装一样。在这些夜总会里，迈克跳舞的技巧高超、颇为出名，因此是个公认的知名“人物”。他的舞蹈风格极其浪漫煽情。他喜欢每晚至少与几个不同的舞伴跳舞，并很受欢迎。这种体验带给他不可缺少的强烈快感。

迈克想要的是什么？他的欲望是什么？在分析中，他逐渐理解，他所追求的既不是满足自己的任何需求，也不是与任何一个女人或舞伴发展亲密关系，而是在这些女人心中占据核心位置，对她们充满诱惑力，成为她们一切欲望的客体。当然占据这个位置的并不是他真实的自我，而是他把自己塑造成的形象，是专为征服而设计的。根据拉康的观点，迈克生活在想象的世界中，这个世界是围绕着他自己的形象（他将自己转化而成的人物）和他人的形象（变化成了对他这个人物的纯粹欲望）组织起来的。

在想象王国中（根据拉康的观点，这是大多数尘世日常生活的发生之处）的生活仿佛置身于充满镜子的大厅里，一切围绕着幻象而组织。我们每个人通常以为的自己，与迈克的人物一样是社会的产物，是由其他人视角的反射构成的。6我们努力成为并非我们自己的人物，带着与其他人物有关的各种强烈需要，而由于其他人物也是社会的产物，他们也不是他们自己。

如果客体永远只有作为幻象才能被理解，某个单一的幻象……任何客体关系就只会因对幻象的根本怀疑而受影响……客体在某一时刻构成人类主体的拷贝，自己的翻版，但仍具有一定的跨时间的外表恒久性。（1988a，第169页）

来到咨询室的病人以丧失自我意识（unself-conscious）的方式，完全置身于这个异化的形象与幻觉、反射之反射的世界。“自我是主体的认同之和……如同层层叠叠地穿着从小古玩店的道具部借来的各种外套”（1988b，第155页）。

从拉康的观点来看，当代其他精神分析思想的重大错误（而且这是个非常重大的错误）都在于他们把想象当成了现实：自我心理学关注于自我及其缺陷和发展，是关于社会建构的心理学，而社会建构本身就是一种被错当成现实的幻象（1977，第238页）；客体关系理论则关注于自体与他人之间的现实和幻想的关系，是关于人际幻象的心理学。拉康认为这些流派使精神分析降格并湮没了他所认为的弗洛伊德最重要的贡献：在病人的日常琐事、病人与他人的社会关系之下发现了（语言的）无意识。在分析中正是要破坏和驱散病人日常的主体性、病人以为自己具备并表现出的性格，以达到与超个人、“超个体”（1977，第49页）的无意识更深的联系，以及更具创造性、重具活力的生活。

在第一章中，我们提出，弗洛伊德认为释梦的秘密是自己最伟大的发现，因为梦是所有主观活动的基本模式。梦真实的潜在意义隐藏在表面内容背后，而梦的表面内容经过二级润饰的过程已经变成了转移注意的小故事。在拉康的观点中，不仅是梦，意识中的所有主观经验也被组织成转移注意的小故事，自我心理学和客体关系理论的愚蠢之处在于，他们相信二级润饰所制造的伪装，把幻想的故事当成真实，而没有看到这些只是对潜在的丧失、缺乏和阉割感受的掩盖。拉康指出，“主体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而任务就是“让主体从心理现实转向真正的现实”（1988b，第244—245页）。

另一些重要的当代精神分析学者也持有类似观点，认为分析过程要驱散日常的主观活动。例如，托马斯·奥格登在《分析主体》（Subjects of Analysis 1994）一书中改变了主观活动的核心地位，而重新把主观活动放回各种经验模式之间辩证张力的复杂矩阵中。布朗伯格（1991，1993）探讨了分析断续、解离的心理状态的迫切性。而拉康宣称日常的经验主体完全是幻象，与其他经验模式并不存在辩证关系，这一论点使拉康流派从上述密切关联的观点中凸现出来。这种“对主体更激进的去个体化”（穆勒与理查森，1982，第416页）建立在拉康对语言及语言与经验的关系的理解之上。7

拉康对语言的观点（与法国近期的其他思潮如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大体一致）是假定语言先于个体经验，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个体经验。拉康强调说：“孩子出生到语言之中”（1977，第103页）。

正如马克思主义把个体的主观价值观和理念看成阶级地位和经济力量的表现一样，拉康认为经验是基于文化时尚（“想象”）和社会规则（“象征”）的语言建构。日常的个人主体、病人通常体验的自己，在分析过程中被消解，于是无意识意义、先于他而存在并力图通过他表达的语言意义，得以清晰浮现。此处言语与语言之间的区分非常重要。分析过程力图使更真诚的声音可以穿破日常的语言限制而浮现。

在拉康看来，弗洛伊德在方法学上最伟大的贡献是自由联想，自由联想使我们可以穿透日常谈话，即病人心中的意图表达的内容（拉康所谓的“空的言语”），而触及在无意识中运作的更深象征结构（“完整言语”）（1988a，第50—52页）。自由联想使病人摆脱日常主观活动、自我关注、对想象中的他者迫切依恋的影响。“我们力图割断与他者交谈的缆索”（1988a，第174—175页）。正是由于这样消解了日常主体，才使得无意识的主体，即他者，在病人身上得以表达。如此，在主体的日常觉察之下更深层的东西发出了它独特的声音。

有时拉康似乎把语言作为一种具体化的存在，赋予它某种超个人力量。于是病人的表现成了谜面，要破解这个谜面才能揭示出真实意义。分析师提供了“对呈现主体当时意识觉察内容的密码所作出的合格而娴熟的转译”（1988a，第13—14页）。在语言的文化具体化（cultural reification of language）的影响之下，如果主体自身的声音要表现在言语中，就需要这种转译或解码（约翰·穆勒，私人交流）。因此精神分析对拉康来说既非本能冲突的发掘（如同大多数弗洛伊德主义者的观点），亦非关系的转化（例如，客体关系学者的观点），而是对病人言语中没有蓄意表达的意义（主导的记号［governing signifiers］）的注解。

分析过程将病人的关系转变成语言。分析师通常不作反应或作出预期不到的反应，引导病人理解语言的异己性，意识到他并未创造他所讲的语言，而是语言先于他而存在并塑造了他的经验。语言以“整体”形式发挥作用，“先于与主体任何特定经验的可能联系”（1977，第63—64页）。

由于病人在理解自己言语的意义方面并无特权地位，因此分析师应解释这些意义。词语承载着不断变化的象征意义，根据结合与选择的不同原则来组织和重组。8根据拉康对语言的观点，意义是在重要关键词之间的关系中发现的，而不是在这些词与它们所代表的内容之间的关系中发现。拉康对症状的理解与洛伊沃尔德形成鲜明对比。洛伊沃尔德提出，象征符号与它所象征的事物之间存在相互转换的辩证关系（例如，蛇与阴茎）；而拉康则认为，象征符号或代表符号（蛇）与所象征的事物（阴茎）不再有关系，代表符号的组合（例如，阳具象征）具有了自己的生命。于是语言可以被分析为潜在的一连串代表符号，词语通过共同而交叉的节点组织起来，节点将词语链与其他词语链连接起来。在拉康去世前的十年中，他的工作深奥难懂，部分是由于他运用了集合论和拓扑结构——这些是他理解语言运作的更技术化、数学化、抽象化的方式，就像麦比乌斯带和波罗米昂三环结之类的概念以矛盾的方式游戏着开端与结尾、内部与外部的问题。

俄狄浦斯情结与“象征”

对于弗洛伊德描述的俄狄浦斯情结，拉康作出了重新解读，并用它作为结合弗洛伊德主义精神分析、结构语言学和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的关键概念。拉康把幼儿最初与母亲在一起的状态描述成仿似天堂，因为母亲能够满足幼儿的多种需要。但是早期这种天衣无缝的合一状态很快因幼儿逐渐意识到自己与母亲是独立存在的而被打破。与母亲联系的断开、幼儿躯体经验与心理状态的脱节，反映出拉康所认为的人类经验中一种重要的基本断裂，一种先天的鸿沟。“在人身上……这种与天性的关系被改变，是由于在机体的核心发生了某种破裂，即原初反差（primordial Discord）”（1977，第4页）。这一鸿沟引发了欲望，拉康所使用的欲望这个词的含义，不仅仅指性冲动或要求满足需要。欲望终究永无餍足，因为它出自于这样的渴望：弥合鸿沟、修复断裂、获得不可能的（想象的）记忆、再度与母亲和天性合一。

我们每个人的第一欲望是渴望成为母亲的阳具。此处的阳具指的不是真实的阴茎，而是母亲的欲望所渴求的客体。孩子希望成为母亲的一切；孩子渴望自己能够满足母亲的全部欲望。阻碍这一满足的是父亲。父亲拥有母亲；父亲拥有作为母亲欲望客体的阳具；父亲定下法律，切断了孩子与母亲的联盟并管制着他们的交往。孩子无法成为母亲的阳具，因此他或她被阉割了。

在对俄狄浦斯故事的这种重新讲述中，欲望与弗洛伊德所强调的性冲动只有微弱的关系；拉康用欲望来指对一种存在性补偿的渴望，它永远无法满足，“永远伸向对其他事物的欲望”（1977，第167页）。阉割是两性都可能存在的状态，而与是否具备真实的阴茎无关。父亲的出现使孩子放弃了性的野心以及与母亲的二人联合，父亲代表着语言本身的调节、组织和象征功能。拉康所谈的不仅是父亲这个真实的人，而且也是“父亲的名义”。通过确立父亲的名义，母亲割断了孩子与她自己在想象中的联合，而确立了“象征的”秩序。通过确立父亲的名义，孩子得知了父亲的存在，并得知父亲的阳具先于孩子而存在，事实上是父亲的阳具才使孩子出生；于是母亲令孩子初步了解到规则与象征关系所构成的法定社会秩序。9

拉康式分析

拉康式分析的成果是什么样的呢？由于拉康的晦涩难懂，也由于他的核心关注在于分析师具有受到自身理念和价值观诱惑的危险，所以回答这个问题要比回答其他精神分析思想学派的类似问题更加困难。当然，拉康式分析不会以去除症状、改善关系或者以巩固更加协调而有韧性的自我感为目标。然而，关于希望分析达成什么效果，拉康确实偶尔给过一些提示。

首先，受分析者将会生活在哲学家所谓的“存在”或“实存”的状态中，而不是处在他最初的自我意识（ego-consciousness）状态中。10他的自我尽管并未完全消融（如在某些形式的东方启示中），但会变得较为松动、更加透明，较少自我意识的关注。

对主体来说，脱离与他者的关系会导致他的自我意象起伏波动、闪烁不定、反复摇摆，使他的自我时而完整时而残缺。这令他能认识到自己欲望的所有阶段，所有赋予自我意象以稳固性、营养和形体的客体。他必须前所未有地认识到自我意象自身的完整性。（1988a，第181页）

第二，受分析者会对自己与语言的关系产生极为不同的感受。他不再感到自己是所发出的语言的创造者和主宰者，而感到自己只是个载体，通过他说出的是他的无意识以及包含他自己在内的语言矩阵（linguistic matrix）。他了解到自己所说的话只是更大的文本（“他者的讲述”）的一部分。

这种对符号的激情现在成为人类状况的新内容，因为不仅是人在说话，也是它在人内部并通过人在说话……人的性质受到包含语言结构在内的各种效应的影响，人是语言结构的材料，因此言语的关系在他内部回响，超出探讨观念的心理学所能想象的内容。（1977，第284页）

超现实主义者影响了拉康对无意识的许多体验，他们感兴趣于自动书写之类的现象，即没有意识控制或意图而任意书写，而意义浮现出来。类似地，拉康似乎设想出一种自动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无意识的表达和言语直接浮现，避免了自我和客体关联（object-relatedness）对它们的歪曲。拉康自己缤纷多彩而戏剧化的生活风格（参见史奈德曼，1983）被他的学生视为典范，体现了一种充满创造力的伟大主体性，经过分析的过程，这种主体性已经摆脱了习俗的限制。“充满创造力的主观活动从未停止努力补充象征符号的永不衰竭的力量，人类互动把这些符号揭示出来”（拉康，1977，第71页）。

第三，拉康重新界定的分析过程会导致主体与他自身的欲望之间形成新的关系。欲望没有被更为理性成熟的态度所替代；相反，通过被命名和被认识，欲望得到了更充分的承认。分析并不带来自由——人仍陷在象征的秩序与自身的独特经历及宿命的限制中。但分析令人能够更乐于接受自己的宿命。因此，拉康学派的分析师不会督促迈克对女人或婚姻采取更适应社会或更协调一致的方式，而是令他意识到驱使他的是渴望被认可、成为他者欲望的客体的力量。最终，爱（区别于被爱的欲望）是可能产生的，但拉康暗示，这需要以放弃为前提。

人只有以前经历过像欲望这样束缚他的局限，才能在由重新发现的知识所构成的领域中勾画出自己的处境。爱，在某些人看来，我曾经贬低它，它只有在首先放弃其客体的基础上才能存在。（1978，第276页）

拉康与女性主义

拉康在精神分析与女性主义的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是非常矛盾的角色。有一种对拉康的解读方式会认为，他几乎把经典弗洛伊德主义思想的阳具中心特征推向了极端。拉康赋予阳具至高无上的价值，视之为象征等级的非凡体现、核心特征。尽管他通常小心地不把阳具等同于实际的阴茎，但他认为男女两性与阳具有着极为不同的关系，它“凸显了某种男人（认为他们）拥有而女人（被认为）缺乏的东西”（格罗斯，1990，第125页）。

对拉康的另一解读（以及通过他对弗洛伊德的解读）则认为，拉康使精神分析概念摆脱了解剖学的宿命，并使后人可以纯粹从文化、语言的角度来理解两性性别。因此，继拉康之后，朱丽叶·米切尔指出，父权主义并不是弗洛伊德制定的，他只是描述了充斥于西方文化语言中的父权主义；在这一解读下，拉康对语言中充满潜在象征化性别含义的理解，成了从女性主义角度激烈批判西方文化的最有效的依据。当代一些最重要的女性主义学者就借助了拉康对语言、想象和象征王国的分析。她们有的（如朱丽叶·米切尔）认同拉康对父权主义之必然性的描述；另一些（如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和卢丝·伊利格瑞）则试图从拉康的分析出发，创造更直接的女性主义的经验和意义形式。

结论：修正观点的多样性

在努力保持和修正弗洛伊德理论的过程中，科恩伯格、沙弗、洛伊沃尔德和拉康各自发展了独特的策略。回到本章开头的比喻，仿佛柯恩伯格在接手弗洛伊德的大厦以后，以各种方式进行了大大的扩建。原始结构中仍在使用的区域（驱力理论、性心理发展）得到完好的保持，而在大厦旁边新增了侧翼（边缘和自恋现象），并在下面挖掘了新的地基（原初客体关系）。

沙弗则将弗洛伊德大厦的房间划分为两种，一些房间已经过时得不可救药（驱力理论心理玄学），应作为博物馆保存；另一些房间是经常使用的核心居住空间（基本临床概念），则需要进行现代化的重新装修。柯恩伯格保持了弗洛伊德的驱力理论，把它重新放在不同的基础上；与此不同，沙弗主要进行了分割，把他认为弗洛伊德心理玄学中陈旧、与时代不符的特征与它有生命力的临床核心分割开来。

洛伊沃尔德和拉康所采取的方式，好比新的继承人在搜索橱柜时发现留下遗产的人有个不为人知的强烈而秘密的癖好。众人都只看到这栋大厦最明显可见的地方，而它实际上满足了一些与表面上看去非常不同的兴趣和目的。因此洛伊沃尔德和拉康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尝试对弗洛伊德体系的范围和结构进行重新界定并在根本上做出重新调整，以便更准确地反映出它原本的真正目的（在洛伊沃尔德看来，是优美精致的客体关系理论；在拉康看来，是发现无意识的语言性质），他们认为这个真正目的一直都存在。

通过这些不同方式，柯恩伯格、沙弗、洛伊沃尔德和拉康均保持着作为弗洛伊德主义者的身份，而同时大量吸收了更激进学派做出的革新，这些学派包括：人际精神分析、克莱因理论、客体关系理论和自体心理学。

几个主要的修正弗洛伊德主义流派的关键共同点是去除弗洛伊德理论的生物性。柯恩伯格试图将精神分析的生理基础现代化；而与他不同，沙弗、洛伊沃尔德和拉康都将弗洛伊德驱力的准生物概念转变为其他术语。经过这些学者之手，所有的弗洛伊德基本临床概念（如俄狄浦斯情结）都以极为不同的方式被放入新的背景中加以理解：沙弗使用的是故事序列、一种叙述形式；洛伊沃尔德使用的是过去与当前关系的辩证互动的丰富描述；拉康则是展现语言和社会象征结构在塑造经验上的决定性角色。

对弗洛伊德的这些去生物化、修正的表述使得弗洛伊德理论与其他知识学科的发展相比更加适合当代和有趣。经典精神分析太过自以为是。通过假定精神分析触及了心理的生理基础，其他学科的精神分析诠释者在表述他们的理解时，常常使用当代哲学家所谓的“基本”术语，仿佛精神分析能看到所有人类产物的最深层和潜在的意义：文学、历史、艺术和一般的文化。当代精神分析评论者在表述精神分析时则更加谦逊，把它作为一种讲述人类经验的故事的方式，追溯、理解和赏析个体生活和文化中所产生的意义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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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佛教禅宗中，以似是而非的形式出的谜语，能帮助思索，同时也是获得直觉性知识的一种手段。——译者注

第八章

理论上的争议

让我们承认，精神分析现在仍是一门相当杂乱的学科，它还在寻找方向。

——汉斯·洛伊沃尔德

在形式逻辑中，矛盾代表失败；而在真实知识的发展中，矛盾却代表着迈向胜利的第一步。这就是我们要尽力容忍多种意见最重要的原因。

——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

批评者在摈斥精神分析时，常常认为它是一种整合、同质的观点。若是漫不经心地看待，对比行为主义、存在主义等其他综合性心理学流派，精神分析的确可能多少有点像是单一的思想流派。当然，确实有些信念和原则是所有精神分析思想家和临床医生都赞同的：心灵的复杂性、无意识心理过程的重要性以及持续探询主观经验的重要价值。然而正如之前章节所显示的，当代精神分析已变得相当复杂多样。与其说当代精神分析是连贯如一的思想流派，不如说它是一所独特的综合学府更为准确，许多不同的理论和知识领域在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中共存。

实际上，现在很难找到一位真正深入并精通多种流派（如克莱因学派，拉康学派，自我心理学，自体心理学）的精神分析师。每种流派的文献都浩如烟海，每种临床感觉都需要精细地琢磨，任何分析师要融会贯通全部流派都很困难。使问题更显复杂的是，在这所学府中少有跨学科课程。精神分析思想体系容易激起追随者强烈的激情，而这有时阻碍建设性的思想交流。出现争议可能是由于政治问题（使用哪种理论的哪个机构可以自称真正的精神分析？），临床有效性的问题（哪种理论促成的治疗性应用最具治愈效果？），忠诚的问题（争相效忠于不同的创立之母或创立之父）。直到最近才出现自成学科的一个研究领域——“比较精神分析”。

前面各章按理论逐一探讨了精神分析思想的多样性，从每个学派自身的历史、基本原则和临床应用分别进行了介绍。其中，我们简要指出了不同学派共有的某些问题。在本章和下一章中，我们将集中探讨这些争议——所有精神分析体系都必须回答的某些基本问题。这个角度将凸现各流派的相互关系，并显示精神分析内部的辩论如何折射了西方思想史中更大范围的论战与趋势。我们将看到，这些共同问题既联结又区分了精神分析思想的不同学派，同时它们带来的难题促进了相互对立的观点及侧重点之间的辩论不断深化。

什么是心理病理的原因：是创伤还是幻想？

如果必须选出最能区分精神分析理论家和临床医生的争论，一个会引起最为激烈、尖锐且针锋相对的信念的问题，那么候选答案只有一个，且无其他选择可出其右。这就是关于导致心理障碍的原因：心理病态是破坏性事件和实际经验使健康发展脱离了轨道而造成的创伤的结果，还是早期经验受到童年早期幻想的歪曲作用而被曲解的结果？争论这个问题的并非只有精神分析师。精神分析中支持创伤原因和幻想原因的学者之间进行着争论，这种争论反映出广泛贯穿于西方思想史的先天论与后天论之间的哲学辩论。

如若追溯当前精神分析言论主要争论的起源，结果常常是发现辩论双方分别站在弗洛伊德提出的不同立场上，这些观点都是弗洛伊德在他思想发展的不同时期曾极为明确地提出过的。弗洛伊德1897年从幼儿诱惑理论向幼儿性欲理论的重大转变是当前分析学者中主要争论的最早起源。

弗洛伊德最初对心理病理学的理解为诱惑理论，他强调后天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心灵是由经验塑造成的。弗洛伊德认为，在常态的经验中，心灵不会变得设防，也不会产生癔症和强迫症这些折磨他早期病人的症状。无法整合的情感和思维是创伤导致的。如果具有无创伤的正常童年，成人就能包容并同化与性有关的情感，使其融入自我持续感之中。如果童年曾过早遭受性诱惑，成人就会因某些回忆和感觉与构成他或她经验主体核心的想法和感受难以相容而痛苦。精神障碍就是经验无法同化的直接后果。

弗洛伊德后来也从未否认有些儿童确实受到虐待，以及有些神经症病人在童年遭受过虐待。但在1897年，他抛弃了曾认为其本身足以解释神经症成因的诱惑假设，开始将重点从后天转向先天。这后来成为权威的“弗洛伊德主义”观点。弗洛伊德断言，所有成人都受到冲突的性冲动的困扰，而非童年受过性骚扰的人所独有。并非只有过早接触性会使性成为问题；人类的性在本质上就有问题，必然会引发普遍的冲突。实际经验在心理病理学中永远不会失去重要性，但在弗洛伊德看来，这些经验的作用已从本身足以构成全部原因转变为只是影响因素之一，经验可令驱力固有的冲突性这一先于一切实际经验的问题发生恶化或改善。1根据这种观点，心理病态的成因不是来自外部的侵入，而是源自内部的扭曲。这种理解心理障碍的观点强调先天因素——冲突的驱力和普遍存在的俄狄浦斯情结，由于这种观点主导着经典精神分析，人们常常误以为它代表了所有当代精神分析。

弗洛伊德探讨幼儿的性欲，并在经典理论中强调本能驱力的不可避免的冲突性，这最终刺激了整整一代关系学者，他们回到辩证矛盾的另一端，重新强调经验的影响。2这个转变的关键特点是重新界定了“创伤”，从单次灾难性的童年事件（如一次性骚扰）转变为父母长期无法满足发展中孩子的心理需要。这一重新界定的重要性可以清晰见于温尼科特的冲击概念，我们认为它是作为整个这一代精神分析理论特征的思维方式的原型。

温尼科特提出，只有在由日常“足够好”的母亲的热切关注所创造的保护性“抱持环境”中，幼儿个人经验的脆弱开端才能维持。母亲通过满足幼儿的需要、实现幼儿流露出来的意图，为孩子缓冲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所有侵扰。于是孩子可以自由地从事他需要做的事——漂在“听任自然”状态中，等待个人冲动的自发浮现。母亲照料的失败可能有很多形式：她让外部刺激强到造成痛苦的程度、破坏了婴儿安宁漂流的基础状态，或者让孩子的内部需要积累过多以致令孩子感到沮丧。根据温尼科特的说法，所有这些照料的失败都会导致冲击——未能维护心理成长和健康所必需的精细微妙状态。

对于经验可能成为创伤的方式，温尼科特的理解与弗洛伊德极为不同。对温尼科特来说，创伤不仅仅是某些极为负面、令人恐惧和有害的东西（例如，过早的性刺激）进入到经验之中；更为根本的是，经验未能维持某种积极的东西——健康精神发展所必需的条件。因此，M. M. R.卡恩（1963）称温尼科特的理论为“累积创伤”理论，该理论探讨缺乏足够好的养育导致的不良影响，与弗洛伊德早期的诱惑假设异曲同工。

向辩论中持后天观点的一方回归是广义后经典理论的特点：客体关系理论家（费尔贝恩、冈特瑞普以及温尼科特），自我心理学（从哈特曼到斯皮茨，再到雅各布森，再到马勒，越来越强调母亲照料的作用）以及自体心理学（共情缺失导致的创伤性影响）。3在所有这些模型中，弗洛伊德最初的1897年前的诱惑理论的元素以一种崭新的、更加巧妙精细的形式复活。给儿童造成创伤的不是性事件本身，而是父母的性格病态。由于父母无法提供必要的条件，由于父母自身的问题和焦虑的干扰作用，破坏了孩子长大成人的精密工程。相反，孩子的注意力过早地转向了生存、转向了父母的需要、转向了自我扭曲以适应外部世界。

在精神分析之外的知识领域，基于先天或后天所作出的理解呈现出传统的完全两极化，现在看来这过于简单了。即便是“先天”这个概念，许多人现在也认为它是一种人类（因此也是文化）的建构（参见巴特勒，1990）。某个社会认为是天赐或先天的成分，在另一个社会中可能被视为禁忌。即便是对动物的“本性”的理解，在不同年代也不同。有人提出，我们对自然世界的观念，如同所有观念一样，应被视为我们对当前社会背景的建构和反映。相应地，“后天”因素也不再像过去几个世纪那样被认为具有无所不能的影响。尽管科技的进步令人惊叹，但人类苦难依然难以解决且无所不在，尽管人类力图征服自然，却引发了生态灾难的强烈反击——这些发展显示，人类的命运并不完全受我们控制，我们受到生理状况、我们当前的视角以及世界对我们的限制。现在人们通常不再认为先天与后天是截然不同的原因，而更多认为它们是互相作用、互相促生的过程。

类似地，尽管创伤与幻想之间、真实的过去与构想的过去之间的辩证问题仍然影响着当前精神分析著作中的许多辩论，但两极化的立场已趋缓和，人们对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有了更为复杂的认识。

在先天立场的这一端，当弗洛伊德对病人报告的诱惑回忆的可靠性失去信心之后，他首先创造了本能驱力（以其特定的精神分析形式）的概念。他开始认为，这些记忆并不都是真实的。如果事件不曾真正发生，那么这些记忆中的心理现实必定是从孩子的心灵内部自发产生的。因此，驱力概念特别用于界定不受实际外部事件影响的过程；驱力是自动产生的内部压力。弗洛伊德描述的本我是驱力的储藏室，它避开外部人际世界，从不与之直接接触——本我与外部世界的一切接触都是以自我为中介的。

当代驱力理论家（将理论建立在弗洛伊德元心理学基础上的现代精神分析学者）认为，驱力无疑受到外部人际世界的影响。当代弗洛伊德主义理论家，如洛伊沃尔德和柯恩伯格（见第七章），以及他们之前的雅各布森（见第二章），认为驱力并非简单地对外部世界发挥作用，而是在与外部世界最初的互动中通过父母的照料、提供满足、挫折等等方式而形成的。按这种方式来看，后天因素从一开始就融入先天因素之中了。

在后天立场的这一端，最早建立关系理论的学者，如沙利文、费尔贝恩、温尼科特和科胡特，倾向于将心理病理几乎完全归因于外部因素——各种养育缺陷。幼儿的所有先天成分都被描述成好的，是“真实”自我。真实自我如果得到鼓励而未受到干扰，就会以整合、非冲突的方式发展。造成心理病理的原因完全在于养育的失败（使用温尼科特的术语，就是“环境缺陷［environmental insufficiency］”）。

当代关系理论家（将理论建立在关系概念而非驱力概念基础上的现代精神分析学者）则倾向于更多考虑与生俱来的、内部的因素，他们不是把这些因素作为驱力本身，而是作为气质特质，例如兴奋性、对快乐和痛苦的敏感性等。这些较新近的学者（如丹尼尔·斯特恩、约瑟夫·利希腾伯格）描述早期发展时，所注重的不再是健康的幼儿因父母的养育而得到促进或挫败，而是儿童与照料者之间相互匹配与否的复杂互动。每个人具有不同的敏感性和节律。一对父母，他们的照料方式可能对这个孩子非常有效，遇到另一个孩子可能会出现无数困难。从这种观点来看，养育是以父母与孩子双方天生气质特征为背景而形成的。由此可见，先天因素从一开始就融入后天因素之中了。

先天—后天的争论不断激发精神分析著作中的新思想；幻想—创伤辩证关系的双方都相互受到对方质疑，也因此得以丰富。然而重要差异仍然存在。这一点最近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童年期性虐待，这个最初导致弗洛伊德在一开始提出诱惑理论的问题，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围绕该问题的不同立场展现了这一重要差异。

当代弗洛伊德主义流派比弗洛伊德（在他放弃诱惑理论之后）更强调实际虐待本身的影响。正如伦纳德·申戈尔德的《灵魂杀手》（Soul Murder）（1989）这一书名所显示的，他们认为实际虐待及随后对其作出的令人混乱的否认对发展具有致命的破坏作用。诚然，他们与弗洛伊德一致认为，实际虐待具有如此严重创伤影响的机制在于，实际虐待扩大和加剧了业已存在的与俄狄浦斯情结和（对父母性交的）最初场景幻想相联系的施受虐冲动，这是所有儿童都自然发生的冲动。根据申戈尔德的观点，治疗的成功从根本上取决于儿童受压抑的自身幻想和愿望得以释放。

乔迪·梅斯乐·戴维斯与玛丽·盖尔·弗劳利合著的《治疗遭受过童年性虐待的成人》（Treating Adult Survivors of Childhood Sexual Abuse）（1993）一书，从关系的角度对同一问题提出了有些类似但仍有明显差异的思考。对于他们和其他的关系学者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经验本身的真实性以及整合的困难，这种困难包括受虐待的孩子必然产生的解离体验，还有他们对父母的痛苦的矛盾认同：一方面他们极度深爱着父母，另一方面父母又带给他们折磨，令他们感到恐惧。戴维斯与弗劳利与更受欢迎的作者如马森·杰弗里（1984）的观点也不甚相同，杰弗里从简单化的被害者研究角度看待虐待的受害者，而否认受害者的主动幻想具有任何重要性。戴维斯与弗劳利则认为，尽管孩子可能是最初性虐待的被动受害者，但儿童随后会通过各种幻想积极地细化他或她所处的情境，包括补偿性地渴望神奇的救助者以及与施虐者认同，这些幻想也是问题的复杂成分。

根据申戈尔德的观点，心理的康复和自由要求承认“我曾想让它发生，并暗暗地享受其中的乐趣”的愿望。根据戴维斯与弗劳利的观点，心理的康复和自由需要清晰表述、包容以及最终整合不一致的关系和自我经验：“我所爱（以及我所像）的父亲同时也是残酷地虐待和利用我（正如我常常转而虐待他人那样）的父亲。”

根据申戈尔德的观点，作为基准点的假设是，乱伦幻想是普遍的，因而乱伦关系大部分是想象的；病人有责任提供证据说服分析师虐待曾经真实发生。分析过程中最大的危险在于如果分析师信以为真，他就会成为病人幻想内容的共谋。根据戴维斯与弗劳利的观点，作为基准点的假设是，受过虐待的儿童最主要的损害是现实检验和以连贯整合的方式处理体验的能力遭到破坏。分析师从开始就乐于相信病人，除非她有不相信的理由。分析过程中最大的危险在于如果分析师否定病人的经验，他就会成为病人对自身经验进行否认的共谋。此外，分析师轻易地断言病人遭受过虐待，这会引发另外一种危险：促使病人过早地放弃努力，而不能通过整理创伤所导致的对自我与他人、幻想与现实的混乱矛盾的意象，达成内心和解。病人的目标应该是逐渐相信自己的心灵整合。

幻想还是创伤？尽管大多数当代学者都更多地考虑到这两个方面，在这两者之间的选择仍然为当代分析思想提供了不同的侧重点、不同的重心。

弗洛伊德关于人类“血腥”天性的观点推翻了人类是某个设计者按自身形象特别创造而成的传统观点，从而在现代意识的创建中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弗洛伊德对人类意图的蒙昧原始源泉的假定启发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数代艺术家、社会科学家和社会批评家的灵感，促使他们冲破业已确立的局限的、以民族优越感为特征的西方思想，及其对理性和控制的柏拉图—基督教式的强调。

弗洛伊德认为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原始、本能的内核，这为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屏障，以对抗社会对我们的改造、社会习俗对我们的制约，以及遵从传统规范的压力。因此，文化历史学家安·道格拉斯在她对现代主义的研究著作《惊人的诚实》（Terrible Honesty）（1995）中提出，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曼哈顿，白人亚文化与黑人亚文化的交汇创造了孕育现代主义思潮的土壤，弗洛伊德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唤起了原始主义意识，对代表着纯裸精赤、血脉贲张自然力量的野兽的迷恋，为反抗在艺术及更广泛的社会风俗上的维多利亚式习俗提供了概念框架。而从精神分析创立伊始，个体对自身深刻的个人意义、自己真实声音的寻求，就一直处于临床过程的核心。

然而，从我们当前的观点来看，弗洛伊德所建立的作为社会和历史习俗对立面的先天的观点，其本身就是弗洛伊德自己所处时代的社会和历史习俗。在达尔文进化论思潮下，弗洛伊德及其同时代者形成的动物形象是受掠夺的性欲和攻击欲驱动的生物，这与当代动物学家对动物的理解不太相同。部分地来说，弗洛伊德用动物作为投射的屏幕，描绘了人类在过于压制个体能量并使能量扭曲转向针对个体自身的社会中的挫折和愤怒。

后弗洛伊德主义的精神分析师不那么强调先天因素。他们认为，幼儿的经验从一开始就受到照料者的节律、价值观和人格的强有力影响。甚至于对先天因素和我们本性的观点本身也反映了我们所处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但是，后弗洛伊德主义的精神分析师对社会习俗的重大颠覆一点也不比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少。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客体关系理论家如费尔贝恩和温尼科特、后自我心理学家如埃里克森、修正派弗洛伊德主义者如洛伊沃尔德和拉康以及科胡特和随后的自体心理学家，他们的主要贡献都在于，强调在分析过程中具有核心重要性的是，受分析者真实的个人声音从对社会力量和重要他人的内化中发展和浮现出来。

什么阻碍治愈：是冲突还是发展受阻？

什么阻碍着心理成长和修复？为什么人会在症状和人际关系中维持他早年所遭遇的痛苦经验？在精神分析思想中对于心理病理持续存在的理解，主要表现为两种基本概念模型及它们相互争论所带来的创新发展；这两种模型部分地源于我们理解造成生活困难的原因时所探索的创伤与幻想之间的辩证关系。

保罗，一名二十多岁的年轻男子，因为一连串从童年早期就开始折磨他的问题而来求治。他是家中唯一的孩子，他的母亲充满恐惧且非常依赖，父亲多病而疏远，在他六岁时去世。保罗尽管极其精明强干，但饱受缺乏自信的煎熬，一直感觉自己完全没有准备好如何应付周遭世界。尽管保罗在学业和职业追求上有很多成功经历，但他感觉自己是徒有虚名，总是担心马上就会暴露真相。在社交和性方面他也有类似的恐惧。他能够建立和维持相当多的友谊和性关系，但是常常完全不清楚也不能真正感觉到别人认为他哪里有魅力和有价值。保罗受到性无能感的折磨，并且有时会有短暂的阳痿。他常常幻想其他男人——他们更强壮、更有力、有更大的阴茎——所有那些因为吃力而令他感到羞耻的事情，他想象别的男人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好。

主导经典弗洛伊德主义精神分析思想的心理病理学传统模型是围绕着冲突概念展开的，认为神经症是心理冲突的产物，是精神与自己作对的结果。心灵中充斥着内部冲突，因为精神生活的不同内容无法相容；来自童年的性和攻击驱力的冲动之间相互冲突，并且又与压抑它们的力量相冲突。如果将这一概念策略应用于像保罗这样的病人所呈现的问题上，很快就会产生下列假设：

保罗在性和攻击方面的冲动受到普遍的压抑。他由于内疚（超我）和焦虑（自我）而阻止自己；他不允许自己知道他实际上是多么强大有力。他恐惧他将要去做的事情。这些资料本身提供了传统俄狄浦斯式的叙述：保罗幻想自己是俄狄浦斯冲突中的胜利者；由于父亲的死亡，他赢得了母亲，而这种胜利使他恐惧自己的性和攻击野心。他害怕他的性欲会导致他人丧命，于是彻底地否认，从而使自己变得没有危害。他害怕他的攻击性和野心也会置人于死地，于是也彻底地否认它们，从而让别人和自己在一起时没有危险。他割断了自己冲突性的力量和能量，因此他失去了任何可能的自我感受或内部资源。运用经典框架进行治疗的临床医生可能会推测，这种积极俄狄浦斯情结伴随着消极俄狄浦斯渴求；在保罗关于更强壮、更巨大的男性的强迫性幻想之下，是一种面对强大父亲形象而采取女性立场的被动性的同性恋渴望。他不仅害怕自己危险的力量，而且害怕如果允许自己表现出力量，必然会使他丧失被更强大男人钟爱的渴望。

在这个传统模型中，保罗的生活难题，他的心理病理，都是无意识冲突的结果。他无法作为一个人并克服他的难题而继续发展，因为他的意识体验是由他无法触及的潜在的消耗性的挣扎所决定的。解除压抑会有所帮助，能让他看到并理解引起心理瘫痪的潜在的冲突力量。如果意识到他的无意识冲突及其在童年经验中的起源，他就会获得释放。他将逐渐理解他的性欲和攻击性并不像在他充满幻想的儿童心灵中所显现的那么危险；他将能够放弃童年对双亲的渴望，知道这对于成人的、成熟的爱是不合适的。

主导后经典精神分析的另一种心理病理学模型提出生活困难的根源是发展受阻而非冲突。根据这种观点，保罗的基本问题不是他（无意识地）与自己作对，而是由于某些关键性父母养育的缺失导致他的早期发展受阻，这些关键性父母养育正是心理成长所需要的：有人值得保罗尊敬，有人喜欢保罗作为一个男孩子的样子，有人会祝福保罗按自己的方式成为男人。

对保罗问题的这种理解实际上比较接近保罗自己意识中对他的困难的推测。保罗在童年一直渴望着有个他可以信赖依靠的父亲，教他打棒球，教他如何做男孩，以及日后如何成为男人。他感到自己与其他男人不一样，因为他从未得到过其他男孩从父亲那里得到的东西——男子气概的榜样，父亲对儿子成为独立的男子汉的祝福，可以充实他关于自己是谁的自我形象认同的机会。直到接受分析之时，保罗还从未意识到，在他幻想中那个总比自己强的男人形象，正是他作为男孩所渴望的父亲的典型形象。在发展阻滞模型中，保罗的心理瘫痪不是无意识冲突的结果，而是成长条件不足的结果。在保罗过去发展中所缺失的，在他作为成人的时候仍然缺失。

不同的后经典学者会以不同的方式建构这种成长不足：自我心理学家可能会强调父亲认同的缺陷，在保罗本身就已经很艰难的分离一个体化过程中缺乏外部支撑的协助；客体关系学者可能会关注缺乏做自己和发现自己而不必对他人的愿望保持警觉和遵从的自由体验；自体心理学家可能会指向缺乏维持发展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他人会对保罗自己逐渐浮现的自我保持情绪协调和为之兴奋。这些都是复杂、多维的理论。它们的共同因素是假定保罗生活困难的背后不是冲突，而是由于环境不足导致的自然发展过程受阻。对保罗有帮助的不是领悟本身（尽管所有这些流派都注重理解），而是在分析之中发现一种不同类型的体验。所有这些理论都不认为分析可以在事实上填补父母的功能（冈特瑞普在描述分析包括“再养育”时，最接近这一观点）；相反，它们认为分析关系是提供了父母养育的类似物，由于它足够接近父母养育从而复活了停滞的发展力量，并使病人能够对早先失去的东西具有意识并进行哀悼。

这是两种非常不同的、看似不相容的关于心理困难起源的解释。正如在创伤与幻想之间的选择一样，这两种观点引发了当代分析理论构建中的动态张力。最近的分析学论著显示出一种运动，走向更加复杂的综合。侧重用冲突观点思考问题的学者越来越多地注意到，被长期冲突所削弱的生活导致重要体验贫乏。例如，以冲突为基础的性压抑，可能导致对性情境的恐惧回避，以及丧失正常青少年所具有的在亲密关系情境中学习处理性需求的机会。因此，冲突致使发展性的经验缺失。解除压抑和产生领悟本身可能并不足以产生新的体验。

相反地，某些后经典学者（例如，米切尔，1988，1993）认为维系发展受阻的不仅是由于缺乏必要的父母养育，而且也由于忠于父母所带来的冲突（费尔贝恩所谓的与坏客体的联结）以及因为童年有限的选择而产生的补偿性幻想。

例如，保罗渴望着男性的力量和父亲的祝福，这可被看成是对一位拥有神奇力量的好父亲的补偿性希望，它产生于保罗严酷的童年环境。他渴望着有一天这个父亲回来引领他进入成年，这个希望由于成为他所有困难的神奇解决方法而变得非常珍贵。我们还可能进一步认为，保罗贬低自己的自我责备是为了维持这个希望。如果保罗能够触及自己作为男人的力量和资源，幻想中的父亲就不再必要了；实际上，那样就难以保持可能存在这样一个超出生活的父亲形象的信念。他将不得不接受他作为一个单独个体的状态，像凡人一样与生活经验抗争。因此，保罗在意识中承受的抑制和压迫之苦，可能被认为是他为了保持一套冲突的无意识幻想所付出的代价。正如歌曲创作者戴维·布朗伯格所说的：“如果你想唱蓝调，就要承受痛苦。”根据这种观点，冲突和发展受阻不是独立的过程，而是不断相互作用的动力关系：最初的发展缺陷引发有冲突的渴望和幻想；这些冲突反过来严重阻碍获得必要的发展经验，这又进一步引发了更多的冲突性幻想。

经典冲突模型中的主要防御是压抑。以驱力为基础的本能幻想不可避免地相互发生冲突，并与自我的调节功能发生冲突。它们必须被阻挡在意识之外，不能转化为行为，并被埋藏在精神深处。常常与发展受阻模型一并呈现的，是对以解离而非压抑为核心的防御过程的理解。发展学者对心灵的理解，不是使用横向切分，即划分意识与意识之下埋藏的冲动，而是使用纵向切分，即划分未能相互整合的不同自我状态。4某些发展需要或渴求以某种解离的形式在心灵中运作，如同温尼科特理论中真我与占优势的假我组织处于分裂的形式；另一些发展需要或渴求的存在形式，则更像是由于从未得到适当的促进性环境而未曾发展的潜能。其他学者（布朗伯格，1993；戴维斯，1995；米切尔，1993）建立了多重自我组织和自我状态之间解离的观点，造成解离的原因不是未得到满足的发展需要，而是与重要他人之间无法整合的，有时是创伤性的早期互动。乔迪·梅斯乐·戴维斯指出，从强调压抑的驱力理论到强调解离的关系理论，这一转变导致了对无意识极为不同的观点：

不再是一个需要小心剥开的洋葱，也不再是一个需要精细挖掘和复原的遗址，而是一个孩子的万花筒，每一瞬间每一眼透过小孔看到的都是一个独特的景象；是一种复杂的组织，是一套颜色、形状和质地固定的成分重新排列，构成由无穷的组合变化所决定的独特水晶结构。（待出版）

正如先天—后天的辩论一样，冲突和发展受阻这两极仍然构成理论中两个截然不同的重要核心，但已开始走向更为复杂的综合。

性别与性欲

精神分析内部的理论争议的领域中，再没有比性欲与性别领域更能生动广泛地反映知识潮流和文化变迁的了。弗洛伊德对性欲和性别的理解主要是他所处时代的产物；在达尔文理论应用后的几十年里，它极大地驱使人们在物种进化、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的大背景下思考人类性欲。类似地，对性欲和性别的后弗洛伊德主义理解也主要是我们所处时代的产物；女性主义、同性恋权利运动和后现代主义都对精神分析著作内外的性欲和性别的建构方式具有重大影响。

但是影响方式颇为复杂。精神分析关于性欲的思想受到更广泛的学术和大众文化的影响，但精神分析关于性欲的思想对塑造大众的理解也大有作为。弗洛伊德关于性欲的理论已经成为西方文化中占支配地位的、流行的对性欲的理解（西蒙和盖格农，1973）；当前女权主义对性别和性欲的思想，无论在精神分析内外，都是针对弗洛伊德的经典理论而言。

弗洛伊德在几十年里关于性欲说了许多不同的东西；对这些观点的充分讨论会单独需要一本书。然而，弗洛伊德观点中的某些一贯的基本元素逐渐主导了西方普遍的性观念和性体验。弗洛伊德认为，性欲完全是一种自然现象——是所有人类经验中最为自然的现象。文明以许多复杂方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是文明总是对抗着我们稳固的动物本性中黑暗、兽性的力量，而这样的力量正是由性欲所主宰的。

在我们的时代，性欲与性别之间的区分已经成为众多讨论的主题。由于近几十年来极其看重文化对性别角色形成的影响，所以从现代的主流观点，我们难以理解为何弗洛伊德及其同时代者认为性别是本质且不可改变的，这恰恰是因为他从生物根源的角度理解性别。由于弗洛伊德认为性别是如此“根本”，所以对它写得很少。弗洛伊德指出，解剖即命运，而且他认为，性别发展仅仅是性欲发展的必然结果。

根据弗洛伊德的解释，男孩对阴茎的珍视超过一切，阴茎是获得驱力满足的必要工具。男孩假定所有人都有阴茎，在发现两性之间的解剖学差异时受到的冲击构成了他们贯穿终生的主要恐惧：害怕失去自己的阴茎（阉割焦虑）并因此变得女性化。这种恐惧成为许多其后神经症冲突的基础。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女孩类似地假定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她们也像男孩一样，把男孩的解剖特征作为基本的身体模型。发现两性解剖差异的震惊使她们感觉自己是被阉割的并低人一等。在弗洛伊德的观点中，女性渴望得到阴茎的替代物（在最健康的情况下，是一个婴儿），并且只有克服极大的困难才能接受生理所指定的性别角色及其心理后果。

后来的分析学者做了很多补充，并以许多方式显著改变了弗洛伊德对性欲和性别性质理解的主要内容。然而，由于对弗洛伊德力比多理论的忠诚总是作为“政见”的测试剂，许多这类改变的激进性质常常未得到公开承认。例如，克莱因体系中性欲的位置。

在第四章中，我们追踪了克莱因如何以“心位”的发展次序取代了弗洛伊德的力比多阶段，所谓“心位”即内部和外部客体关系的组织。在克莱因的观点中，性欲仍然是一种强大的自然力量，但她认为性欲的浮现，是以儿童在偏执一分裂和抑郁心位之间整合爱与恨的努力为背景的。弗洛伊德的思想是基于躯体的，性欲与紧张的降低有关，并充满了俄狄浦斯争斗。而在克莱因看来，躯体也是重要的，但它是作为象征意义的来源，在心灵中呈现。克莱因认为性欲仍然主要是基本人类困境的另一种表达途径：在期待善的修复力的表现中作出爱与恨的情感的整合。弗洛伊德认为，生殖活动对男孩而言是生殖器完好的表达，对女孩而言是自恋性补偿的表达，这是通过她接受幻想的被阉割处境而达成的。克莱因认为，生殖活动提供了证据来证明，尽管有着毁坏性情感，某些东西仍然可以在内部存活并成长；怀孕则反映出一个人内部客体世界的生机和美好。

随着克莱因理论体系发生更广泛的内容改变，她对于性欲的意义、与性别有关的性欲角色的理解也发生了转变。弗洛伊德认为人格是围绕着性欲这一自然的、预先存在的框架而形成的。克莱因及随后的关系学者则认为人格是围绕着与他人的早期关系形成的；性欲必然会浮现，但很大程度上并未定型，而是在早期关系背景中获得其意义。

过去的几十年中，涌现出大量论著对弗洛伊德关于性别发展的理解作出批评或直接质疑，提出精神分析的或非精神分析的其他观点。在这些多种多样的修正和批评中，一个共同的元素就是当代学者拒绝接受弗洛伊德的假定——两性都必然地赋予男性更高价值，以及一个人对男性的印象将为其提供考虑女性的参照基线。一旦质疑这两个基本前提，那么一种在幻想、心理结构和社会过程中对性别的更充分的思考就成为可能。

当代精神分析盛行对性别发展和性别本身性质的探讨。根据建构策略可以对这些探讨进行大致归类。

与弗洛伊德经典生物学观点相对应的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卡伦·霍妮、克拉拉·汤普森和其他人际学者著作中出现的经典文化论观点。这些观点预见了当代女性主义论著，他们认为性别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文化产物——性别角色的建立是给两性生理差异赋予了社会意义。因此，汤普森认为，对于女性想拥有阴茎的愿望，最恰当的理解并不是由解剖差异必然导致的劣等感的表达；这种愿望“只是通过这样的象征方式要求某种形式的与男性的平等”（1942，第208页），因为男性占据着文化中的支配地位。5汤普森认为女孩最易出问题的阶段不是对解剖差异有所认识的俄狄浦斯期，而是认识到社会限制和权力差异的青春期。这多少预见了心理学家卡罗尔·吉利根某些影响广泛的经验主义论著（1982，1992）。在这个模型中，性别特征反映的是文化条件。因此，汤普森提出，由于经济地位不平等，女性使用自身魅力作为商品来弥补这一差异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女性所谓的自恋和要求更多的爱，可能完全是经济需求的结果”（第214页）。

近年来，出现了一种非常不同的看待性别的观点，其理论基础或许可称为新生物模型。与纯粹的文化论不同，这些学者复苏了弗洛伊德的思考方式，即性别来源于对解剖事实的普遍幻想。他们认为弗洛伊德的解剖即命运的观点是正确的，只是他错误解读了解剖决定我们命运的方式。

例如，詹妮·查斯克特—史麦格（1988）与其他法国弗洛伊德主义学者提出，弗洛伊德的男性中心主义不只是个错误，而且是场有意的骗局，是为了防卫一个更深层的普遍真理：男孩畏惧和否认幻想中的前俄狄浦斯母亲和她污秽的、具有吞噬能力的阴道。这种畏惧为俄狄浦斯问题的广泛表现提供了更深刻的解释。阴茎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们可以从被前俄狄浦斯母亲包围的危险中逃离。因此，对阉割焦虑这个经典概念最深刻的理解并不是畏惧器官的丧失，而是畏惧被吞噬。女孩幻想通过俄狄浦斯性交获得阴茎；她们会偷到父亲的阴茎。由于解剖上拥有或缺乏阴茎，决定了个体在处理共有的俄狄浦斯恐惧时选取这套或那套资源。

不过，从解剖之中解读命运还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法。例如，埃里克森（1950）认为，男性的生殖器使男孩朝向外部空间，而女性的生殖器使女孩朝向内部空间。男孩的身体特征决定他们在生产和生殖中具有扩张和突破的性质，因此他们在游戏中建起高塔对此进行摸索；而女孩的身体特征决定她们在生产和生殖中具有包容和养育的性质，因此她们建起护栏对此摸索。与弗洛伊德不同，埃里克森假定小女孩体验到她的内部空间是富饶而非匮乏的存在。艾琳·法斯特（1984）宣称，男性和女性都因各自的解剖特征而羡嫉对方的特权；女孩羡嫉男孩的阴茎，而男孩羡嫉女孩养育孩子的能力。6因此，身体被赋予了许多超出弗洛伊德所谓的“根本”的意义。

相对于这些以生物学为基础的观点，吉利根、琼·贝克·米勒和朱迪思·乔丹等学者建立了一种发展实在论，他们特别关注发展研究中忽视女性的现象。他们较少强调性别差异的起源，而更多地强调对应于性别差异的基本不同本性。弗洛伊德同样是依据他关于男性的道德态度和功能是基线的结论做出判断，他认定女性缺乏强的超我，因此在道德价值观方面存在缺陷。根据弗洛伊德的分析，男性的超我是在阉割焦虑的威胁下确立的，阉割焦虑迫使男孩放弃他的俄狄浦斯野心，但小女孩感到自己已经被阉割了，所以缺乏遏制幼儿本能冲动的动机；因此，她们用来升华以供给较高层次的组织和追求的能量就较少。吉利根（1982）突破性的工作在于，以她提出的一套独特的女性价值观，将女性从简单地被认为是未充分发展的男性意识中解救出来。而米勒和乔丹提出，女性由于气质和发展的因素，更为适应他人及与他人交往。“女性通常比男性更多地表现出对他人情感唤起的情绪／躯体共鸣”（乔丹，1992，第63页）。

与此有密切联系但也不尽相同的一种思考方式，来自于可以称为发展建构论的模型，它一针见血地指出，性别差异不是本质的，而是社会结构，特别是两性在参与养育孩子上的不平等所造成的人为结果。因此，女性主义学者南希·霍多罗夫指出，“性别差异不是绝对的、抽象的和不可消除的；它并不涉及性别的本质。性别差异，以及对差异的体验，就像女人之间的差异，是社会和心理创造并设置的”（1980，第421页）。霍多罗夫感觉，女性作为主要照料者的情形令女孩在许多方面的成长较为容易，因为在发展性别角色时，女孩不需要像男孩那样断绝最初与母亲的认同。然而，霍多罗夫强调说她确信这些差异是文化不平等的人为产物，而并非男女差异的本质。

类似地，杰茜卡·本杰明（1992）提出，像乔丹这样的实在论者只是调换了社会创造的性别价值观的两极，提升了女性，贬低了男性。本杰明提倡在果敢（男孩更容易具备，因为我们的社会中照料者主要是女性）与联系（女孩更容易具备）之间保持一种创新张力。

在建立关于性别的理论时，一个最为持久的特征就是在生物／实在论与文化／建构论之间永恒的辩论。前者将性别植根于某些关于本性或自然的观点。后者则基于后现代主义认为自然与文化之间并无矛盾，因为自然同样是社会建构范畴不折不扣的前提（盖格农，1991，第274页）。

在当代精神分析的文献中，关于性别的许多问题也在近期有关性取向的热烈争论中反映了出来。

弗洛伊德认为性取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先天体质决定的。7他认为，在许多案例中，同性恋并非源自原始防御或心理动力，因此，改变病人的性取向不是恰当的分析性治疗的目标。弗洛伊德对性取向的这种态度是被美国精神分析主流几乎完全漠视的极少数观点之一。随着精神分析被美国社会所接纳，包括它显著的厌恶同性恋的倾向，一种不同的生物决定论建立起来。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精神分析著述中占据主导立场的是，每个人生来都是异性恋，而同性恋是一种由于阉割恐惧而产生的病理性、防御性、恐惧的退却。同性恋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如前俄狄浦斯期固着、发展受阻、自恋性动力、束缚孩子的母亲、冷淡疏远的父亲等等。分析师被鼓励采用指导性／建议性的方式（比伯，1965；哈特尔，1970；奥维西，1969；索卡瑞兹，1968），坚持要求同性恋病人放弃他们的性取向，并积极指导病人转向异性恋。形成这种立场的人似乎没有留意到这种立场与弗洛伊德本人对性取向观点的距离，以及非指导性的核心分析理念，这反映出他们的激情。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在分析界的许多地方，这种对性取向指导性／建议性的方式不再被采信。正如对待性别问题一样，对性取向的新生物观点开始浮现。人们最近对性取向的神经生理学有相当大的兴趣，包括一些有争议的早期研究显示，在同性恋与异性恋的男性的大脑结构之间存在差别。理查德·伊塞是提出下列观点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们认为性取向基本上是固有的，无法迫使其改变，而某些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则认为，如果不是被迫要做异性恋的话，所有的女性都是天生的双性恋或同性恋。

另一方面，大多数当代学者倾向于将性取向和性别同样看成是复杂的心理与社会建构，而全然不是我们解剖基础上的繁殖能力或大脑生理的简单延伸。一旦将性欲从体质和繁殖功能中区分出来，认为同性恋完全是病态的观点也就站不住脚了。相反，异性恋也不再被认为是人类生理的自然发展，而是也应进行探讨和说明的现象。

是经验主义还是诠释学？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围绕着思想本身的性质，在学术界和大众文化中都发生了一场巨大的动荡。当代世界的异质多样，观点和视角的纷繁复杂，意识形态和理解的迅速改变，都使人们产生了混乱的、非绝对的、变迁的深刻感受，这些感受常常与我们对当代世界的“后现代”描述相连。

即使是科学，这种弗洛伊德曾忠实信仰而且涵盖了所有经典精神分析理论的世界观，也以弗洛伊德所无法预见的方式发生了改变。许多科学哲学家现在对科学知识性质的认识与弗洛伊德那一代的科学家已经不同了。对于弗洛伊德来说，科学是知识逐渐进步、增多的积累，使我们可以越来越接近对自然的完整理解和控制。而对许多当代哲学家（例如，受到托马斯·库恩的著作影响的那些哲学家）来说，科学提供了一系列不同的、互不关联的世界观，这些世界观是用于解决与特定文化和历史时期相关问题的范型。究竟是对科学范型的支持或否决完全建立在理性选择和实证证据的基础上，还是科学范型也构成了另一种不同的信仰体系，对此曾有相当多的争论。鉴于这些动荡的存在，我们就不会惊讶于精神分析论著中也充满了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应当怎样看待作为一种临床疗法和知识学科的精神分析。

精神分析实践和理论所创造的是怎样的知识类型呢？一个回答是弗洛伊德最初给出的（1933）：精神分析是一种实证学科；它产生的是能够通过清晰界定的程序进行检验的科学事实。弗洛伊德始终把精神分析看成一个科学分支，并认为精神分析治疗情境本身是一种实验环境。在他看来，精神分析方法可以帮助客观的研究者（分析师）探访自然领域（病人心灵中潜在的结构和力量）。正如具备专业能力的人员使用显微镜观看同一张切片时都应该看到同样的资料，弗洛伊德假定接受过适当分析方法培训的临床医生对同一个病人的自由联想会作出同样的解译性理解。进一步来说，弗洛伊德认为，病人对一个解译的反应也提供了这个解译正确性的正面或反面证据（弗洛伊德，1937b）。病人即刻的言语赞同或不赞同并不十分重要，但弗洛伊德认为，正确的解译应能解除压抑，并因此开启新的无意识材料：丰富的新联想、证实解译的梦、领悟等等。

弗洛伊德还认为，从原则上来说，精神分析遵从于分析情境之外的实证证据的验证。弗洛伊德最初的职业是实验神经学家，对于生理与心理过程的相互关联感兴趣。他始终认为，最终总会发现对应于力比多这个心理动力学概念的生理物质，这预见了后来性激素的发现。弗洛伊德对于分析之外的其他类型的实验也持乐观态度。8

许多当代分析师与弗洛伊德和他同时代者有着同样的信念，认为最好将精神分析看成是一种实证学科。然而，由于科学哲学的进展，精神分析的实证证实问题现在要以更加复杂的方式来理解。哲学家阿道夫·格伦鲍姆影响了当前关于这些问题的精神分析讨论，他指出分析师寻求病人对解译的证实时存在着对病人的暗示。由于我们现在理解到分析师自己也是置身于该过程之中（在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该过程并理解着当时发生的事情），所以目前的科学家难以认为分析情境是一种实验或分析师只是中性的观察者。由此，从实证角度看待精神分析的人就需要从其他类型的资料中寻找证据以证实分析假设。9

除了这种实证取向以外，还出现了一种非常不同的观点，代表着其他知识学科中向诠释学的转向对于精神分析的影响。让我们先来考虑诠释学在历史研究中的影响，作为从诠释学角度思考精神分析的有关问题的一个引子。

上一代历史学家认为，他们只是在提供“发生了什么”的准确报告。为什么罗马帝国瓦解了？许多假设都是可能的，然而优秀的历史学要收集数据，找出最符合事实的假设。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根据事实来证实或推翻假设。每一代历史学家对于许多历史事件（例如罗马帝国的陷落）都有不同理解，而处于不同时期的每个群体都认为自己的理解最符合事实，所以最具有历史准确性。

近几十年来，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开始发现，这些相继出现的不同版本的历史似乎并没有表现出越来越接近某种客观真理。逐渐变得清晰的是，人们理解和书写历史的方式不仅与历史事实有关，而且也受到历史学家研究历史所处的当时情境的影响。相继出现的各代历史学家表现出理解历史的不同方式（从经济、社会力量、审美感知、权力等角度），而任何时候理解历史的方式似乎都在很大程度上是特定一代历史学家是什么样子的反映。现在，许多人理解历史不是简单地揭露和组织事实，而是发生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的一个主动过程，包括从无限多的可能性中，进行某些事实的选择和编排，创造众多可能理解中的一个。

是什么导致了罗马帝国的终结？事实的数量是无限的。今天华盛顿、巴黎或东京发生的什么事情可能影响到各自国家的命运？除非直截了当地有所选择和简化，否则要理解历史过程是不可能的。一个人不可能审视所有的事情，一个人关注什么，极大地取决于他是谁、在哪里、在什么时候以及他在寻找什么。研究遥远过去的历史学家掌握的资料较少，而留存下来的资料可能非常随机或者是幸存者有倾向地保存的；我们无法假定现存的资料在客观意义上是最重要的。

但要注意，对历史的诠释学取向（认为历史是解释体系，而非客观知识的积累）并没有陷入相对主义。对于罗马帝国的衰落有许多种可能的解释——这些解释并非都是好的历史。好的历史必须符合我们当前对于世界及其运转规律的理解。好的历史必须与已经出现的事实相一致，与之没有任何明显的矛盾。好的历史必须有力说明大量的已知事件；它能解释得越多，这个历史也就越有说服力。根据经济、社会和政治动力学对罗马帝国衰亡做出的历史解释，是比解释为受到外星人入侵更好的历史（就现在来看）。因此，在历史学家与小说作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认为历史具有解释性而并非简单的发掘，这并没有使历史脱离现实；相反，这样的做法认为，了解现实可以通过若干不同的可能观点，而这些观点是由了解现实的主体所建构的。

把精神分析作为一门诠释学科来思考，类似于这种思考历史的方式。一个特定病人的早期生活中实际发生了什么呢？此刻，在与分析师的治疗中和病人在治疗外的生活中，实际发生着什么呢？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无穷多的。现实信息无穷多。最需考虑的重要领域是什么呢？在数不胜数的大量信息中，什么是最紧要的？在许多方面，精神分析师是与历史学家或当代政治分析师处于类似的位置。她面对着无限多的可能资料，寻找着一种理解，如果要它起到帮助作用，就必须进行高度的选择和简化。

将诠释学角度的理解引入精神分析的主要人物是哲学家尤根·哈贝马斯和保罗·利科，以及精神分析师唐纳德·斯彭斯和罗伊·沙弗。斯彭斯指出，精神分析主要是在处理“叙述真相”而非“历史真相”。病人的自由联想并非仅仅包含着潜在动力学的表达；病人的联想必定是以某种方式建构的。斯彭斯论证说，病人的联想通常是根据分析师预想的理论偏向而组织的。分析师预想的观念很容易渗入病人的联想，斯彭斯的这种理解可谓是一种极端怀疑论，根据他的这种观点，我们在没有从实际治疗中获得可用于研究和公开发表的全面资料之前，应该推迟建立理论和做出结论。10

沙弗则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应用诠释学。根据他的观点，所有的精神分析式的理解都必定是还原性的，并依据他所谓的“叙述故事情节”进行运作。每种理论都有自身最偏好的看待现实和理解生活的方式；每种理论都会预先选择它自己叙述中的反面人物、英雄角色和走向治愈的旅程。在沙弗看来，精神分析式的理解在根本上是一种叙述过程，且必然如此。这并不会导致分析解译的随机、相对或虚构。正如好的历史一样，好的精神分析解释也必须能言之有理，尽可能地包容更多的已知资料，提供连贯而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并促进个人成长。精神分析叙述建立在临床医生群体中，其临床效用经过了时间的检验。但是最终，相互竞争的各种精神分析解译并非在纯粹的理性或实证基础上接受判别。

对这些问题还有其他的探讨，如欧文·霍夫曼的“社会建构论”以及唐奈·斯特恩根据伽达默尔（而非哈贝马斯）的诠释学观点进行的探讨。根据这种观点，分析师的贡献很大程度上产生于移情与反移情紧密的动力互动中。不断发生的临床选择和解释性理解，产生于分析师与病人掺杂情感的互动往来之中；理论并非作为相当独立的因素发挥作用（如沙弗所认为的）。理论通常渗透在分析师的经验中，并有时出现得较晚，成为事后诸葛亮式的说明。

由此，在基本的意义上，当代精神分析已经成为一种寻求基本原理的方法。有的人认为更新之后的实证主义仍能提供这一原理；有的人则转向诠释学以寻求不同类型的框架。还有的人提出，精神分析应确立它自身作为一门独特科学的权利，无需将自身建立在任何其他参考框架中（见格林伯格，1991，第四章；施瓦茨，1995）。例如，查尔斯·斯佩扎诺（1993，吸取理查德·罗蒂对“基础主义”的批评）提出精神分析运用自身术语已经产生了对人类经验确实有用的理解。这种观点并不会降低各种实证发现作为新观点和相关思考源泉的重要性，但是它确实排除了实证验证作为精神分析真理终极裁定者的可能。

第九章

技术上的争议

如果说书上所写的治疗看起来那么天马行空、富于智慧、简洁明了、精彩绝伦，或许实际的治疗却是发生在每个治疗师每天感受的基础上：个人的艰难求索；陷于无法命名、无可依据、没有形状、纷繁复杂的互动之中。

——劳伦斯·弗里德曼

我们每个人在他人身上真正能理解的，只是自己能产生的情感。

——安德烈·纪德

我们将通过一名正在接受精神分析培训的实习分析师的实际经历来介绍当代分析技术中的主要争议，介绍将随着他在病人哈维的治疗中所遇到的临床问题及各种选择而展开。

哈维是一位艺术家，颇有才华但成就却很有限。他因多个问题前来求治，其中包括投入工作的能力受到局限和抑制，以及他在私人关系和性方面的问题。哈维的第一个分析师似乎倾向于自我心理学流派，在治疗哈维五年后退休。这段分析令哈维对自己感觉好了一些，也带来了一定的症状改善。哈维一直非常投入，既对分析师极为景仰，也被分析本身深深地吸引。他对精神分析着了迷，读了大量精神分析著作。他开始把精神分析的概念作为自己的生活哲学，并能极为娴熟地使用精神分析术语。尽管分析师没少提醒哈维自己即将退休，但治疗最后终止时，哈维仍然痛苦不堪。他花了约一年时间哀悼这个丧失，而这恰好是分析师曾指出的时间长度，然后他决定再次寻求治疗。由于他希望每周多接受几次分析，而他目前又难以承担这样的费用，因此他向一所精神分析培训机构的诊所提出申请，作为培训案例接受正在受训的学生的治疗。

接诊哈维的学生很快认为这是个理想的培训案例。来这个诊所的大多数患者过去没有接受过分析。大多数患者对治疗心存矛盾，还有明显的“阻抗”。他们对分析可能提供什么一无所知，对分析过程有着适度的怀疑。可是哈维却是忠于精神分析的，对分析在过去给他帮助且未来将继续给他帮助坚信不疑。此外，他作为接受分析的病人还非常娴熟。在某些方面比这名正在受训的分析师还要知识渊博、经验老到。

治疗其他病人时，这位分析师常常不太知道该做什么：例如何时说话、说些什么、关注什么。而在治疗哈维时，他常常感到自己非常了解每一刻该做什么、该关注什么、该说什么。分析师和病人都感觉，这第二段分析似乎恰好接上第一段分析停止的地方，几乎一拍也没遗漏。

在第一段分析中，哈维获得的对自己的理解，几乎完全围绕着他与母亲的关系。他的母亲非常聪慧、富有创造性，但一生都在严重的抑郁症中挣扎。生下哈维的哥哥以后，她因抑郁而无法正常生活，住了几年医院。那段时间，她几乎完全不动，也不说话。根据哈维几十年后从她那儿听到的讲述，她当时决定再要一个孩子，而这个决定令她再次有了活力，使她出院恢复生活。她后来真的再生了一个孩子，也就是哈维，而养育他成了她生活的中心。哈维的父亲对家里几个更大的孩子多少还关心一点，但他总把哈维留给妻子来管。在孩童时期，哈维完全不知道母亲有严重的心理问题，也不知道她住院的事，因为这些在家里是保密的，但是他总是感到她有些深藏的困扰并且极为脆弱。他成了一个很乖的儿子，任由她对他采取过度保护、极度焦虑的照料。

哈维和他的第一个分析师认为，哈维的各种心理问题都源于他与母亲过于亲近、束缚性的关系，以及担心父亲不满和惩罚的俄狄浦斯恐惧。他害怕在任何方面真正充分发展自己，因为他害怕母亲（既作为真实的人又作为内部表征）会因此感到被他抛弃，从而反过来抛弃他，将他从她所珍视的英勇拯救者的地位上赶下来。关于他与分析师的关系，他们两人的理解是主要与父亲有关的移情：他常感到被分析师抛弃和忽视，正如他对父亲曾有的感受一样，有时他又沉浸在自己是分析师最喜欢的特殊病人的幻想中，而这正是他从未在真实的父亲那里获得的地位。在治疗中，大量时间用于挖掘童年早期的情感和回忆，包括他的孤独感、被父亲忽略而被母亲独占的感受，以及这些经验如何使他在当前生活中感到焦虑和害怕。

哈维的第二段分析似乎沿着类似的路线进展。对童年的探讨以看似颇有成效的方式继续。他与第二个分析师的关系似乎也主要是感到分析师是他所渴望的、理想化的父亲形象，有时冷淡离弃他，有时则少见地给予他宝贵的注意。

然而，在进行了大约三年后，哈维的第二段分析发生了急剧转变，出现的问题则直指许多当今精神分析学者争论不休的关于分析技术的重要争议。

哈维曾给出一些信号显示对这次分析关系的体验比表面上看起来的更为复杂。如果哈维对分析师做了或没做什么事感到生气和失望，他会用尖刻刻薄的玩笑来表达这种愤怒：或许分析师根本不是这个机构的受训人员；或许他只是扫地的看门人，偶然看到了哈维的资料，于是冒充分析师打电话给他。然而，分析师尝试探讨这种幻想所提示的情感及其关联的事物时，却总是无果而终。如果分析师试图认真对待这些幻想，哈维就会指责分析师缺乏幽默感。

另一方面，这位实习分析师此时已经使用精神分析治疗了更多的病人，积累了更多经验，他开始意识到，在治疗哈维时觉得自己才智非凡的感觉并非是无可置疑的；经过反思，他意识到这与哈维在治疗中的表现有很大关系。与许多别的病人不同，哈维似乎总有有趣的事可谈，在治疗前他就开始思考自己的某些经验，而且无一例外地，其中总有些他没注意到的重要特征，以便让分析师作出重要的评点。对分析师的评点，哈维总是赞赏有加，并进一步引发颇有成果的深入探讨。哈维的梦也相当丰富。别的病人的梦常常模糊而令人困惑，而哈维的梦几乎总是可以理解的。分析师总能对他的梦说出些有用的东西。然而，当分析师对两人互动的微妙特征变得更感兴趣时，他意识到哈维呈现材料的方式有种固定的节奏。他会讲述梦并作出有趣的联想；然后停顿，暗示分析师该说点什么，而这时该说什么通常很清楚。分析师不论说什么，哈维都充分接受，并真诚仔细地探讨。分析师为何在治疗哈维时比治疗别人更感到自己有才能，就开始显得不那么令人困惑了。

然而，分析师虽然对两人的关系作出了这些观察，但他并没有准备好遇到接下来的事情。

一天，哈维的心情很好，他谈着最近的一些经历，并兴致勃勃地进行联想。分析师间或在各处作出评点。突然，哈维说话的方式开始变得十分急迫。显然，发生了什么惊人的事情，改变了他的情绪——他显得非常害怕。分析师注意到这种改变，并询问发生了什么。哈维否认说没发生什么。分析师确信有什么发生了，并解释了为何会这么认为。哈维起初仍坚持否认，但在分析师的持续追问下，他最终承认，是，发生了些什么，但他不想谈。

分析师全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是这太古怪了，甚至是诡异，它似乎是非常关键的，因此不能轻易放过。于是，他敦促哈维说明为什么一定不能谈发生了什么。哈维最初决心不解释为何他不能谈论所发生的事。接着他开始抽泣；他断定，尽管分析师可能以为自己真的想了解，但其实并不真想。最终，分析师引出了哈维如下的解释：

在一个简短的评论中，分析师用了哈维以前从未听过的一个词。哈维害怕这个词实际上并不存在，是分析师自己造的（精神分裂性的“语词新作”）。这把哈维吓坏了，因为他已经有段时间暗自担忧，担心分析师有严重的心理疾病。哈维确信，如果分析师知道他已经看出了分析师的疯病，分析师会被吓坏的，因而哈维对分析师非常保护。似乎一切都依赖于哈维永不泄露出他知道分析师实际上病得有多么重。但是哈维这次如此明显地表露难过，他已经严重辜负了分析师；告诉分析师这些，他害怕已经伤害到分析师，破坏了继续治疗的可能性。

两人花了好几周时间才充分谈论了哈维的各种恐惧，然后哈维才感到足够安全，可以更充分地描述他的焦虑。哈维说，在讥讽分析师是冒充者的玩笑中，总包含着一些真实的东西，即使他从不允许自己直接去想。他曾有过一闪而过的幻想：分析师不是看门人，而是患有严重心理疾病的病人，可能还住过院。哈维进一步想象，分析师通过进入心理健康行业而处理了自己的问题。哈维在这几年里敏感地捕捉到了分析师各种焦虑抑郁的表现，而这使他确信分析师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心理问题，通过在工作中帮助他人以控制其不发作。

此外，哈维还认为自己是分析师最钟爱的病人，他是最能令分析师感到自己有能力的病人，让分析师觉得自己像个专业人员、不去感觉自己的精神错乱。这令哈维感到自己很特殊。只有他洞悉了分析师的秘密，而他从不让分析师知道这一点，这本身就是他向分析师表达爱与支持的方式。哈维认为，对分析师来说最重要的，是能够隐瞒他的问题，从而在人们眼中可以是有能力的、专业的。现在哈维非常惊恐，因为分析师知道了他洞悉自己的秘密。他害怕这会摧毁分析师的信心，会使通过职业进行康复的计划崩溃，分析师将会退缩，而哈维自己会遭到抛弃。

当双方讨论哈维对分析师的信念时，哈维以其对分析的熟练，不断提醒着分析师，实际上整个故事肯定与分析师毫无关系。哈维坚持认为这是移情。他的母亲过去精神错乱。他的母亲曾经似乎是母亲的冒充者，利用她的助人角色来保持自己正常的心智和功能，而他出于对母亲的热爱和被抛弃的恐惧，通过做个好儿子令她保持正常。所有对分析师体验到的想法和感受，必定是来自于他与母亲的经验的移情。

过去与现在

根据经典理论对分析过程的理解，哈维实际上是正确的。经典理论认为，分析情境是病人内心精神内容得以显现的介质。哈维童年的问题是他的母亲；哈维现在的问题还是他的母亲。他在生活中的冲突和抑制都是以各种方式源于童年对她的依恋和幻想。根据这种观点，在分析情境中出现的所有内容都是由患者的心灵所产生的，都是来自患者过去的替代。

在这个传统模型中，分析过程的运作就像是一台时间机器，通过移情的体验，把患者带回他童年的挣扎之中。分析师就像是时间机器的操作员，隐藏在控制板后。她唯一重要的任务就是恰当地执行程序。至于她是谁，是什么样子，都不重要。

经典技术娴熟巧妙的运用，当然并不仅限于患者和分析师围绕过去进行谈论。如果全靠讨论来重温过去，病人对过去的体验可能具有理智化的特点，使问题仍处于抽象水平，而无法获得深刻感受和重新体验。进一步来说，弗洛伊德发现，最核心的童年问题会有规律地浮现，不仅在讨论的内容里，而且也以伪装形式浮现在分析关系中。如果体验到自己想杀害亲爱的父亲，病人就会过于困扰；因此他首次意识到这种感觉，是在与分析师的关系中感受到想杀害分析师。如果体验到母亲对自己的性吸引，病人也会过于困扰；万般无奈之下，阻抗伪装了这种感受，将它变成指向分析师的现时冲动。尽管弗洛伊德起初将移情视为阻碍，但他后来感觉，将被禁止的冲动和幻想移置于分析师身上十分重要，有助于病人把问题作为曾经生活过并深深感受到的现实来体验并修通，而不是只把问题作为理智化的抽象概念和回忆。

哈维坚持说他确实认为分析师没有疯，他母亲的疯病才是问题，在这一点上他既对也错（在经典模型中）。他是对的，因为归根结底，他是将对母亲的经验移置于分析师身上。我们会假定，除非有明显有力的反面证据，否则分析师不会是精神错乱的。哈维会把在分析师身上发现的任何微小的困难或笨拙表现当成细小的证据，借以表现移置于当前的童年经验。正如觉醒时平淡无奇的体验在梦中会被扭曲，从而为了解被压抑的童年愿望提供了必要的途径，病人对分析师的观察结果也会被扭曲，从而使实际有关早年照料者的童年经验得以显露。1

然而，哈维似乎是利用这种理解（根据经典模型，这种理解是正确的）作为防御。显而易见，当哈维在分析师面前宣称这个问题只和自己母亲有关时，哈维的焦虑会急剧减低（同时分析师的焦虑也会减低）。在经典模型中，分析师不应过快地转向真实的、历史的情境。病人需要在当前置身于这些体验中。2因此，在这种情境中，规范的经典技术会要求分析师鼓励哈维继续关注对分析师的疯病产生的不安幻想，同时相信在合适的时机，会将这些幻想重新放回其原本属于的过去环境和关系中。

近年来，在理解分析过程和移情方面，一种新互动流派逐渐引起人们注意。3互动流派并不把分析情境仅看成上演过去（相对于当前）情景的剧场，而是认为病人也是（运用从过去学到的东西）切实地生活在当前。

人们从反复发生的早期经验中习得自己偏好的与人交往方式。人们常常带着根据过去关系形成的预期来接触分析师，并把从分析师身上观察到的内容编织在惯用的交往方式中。这样，病人对分析师的体验就不是对早期关系的简单的全套照搬。病人（在此模型中更积极地卷入当前）可能已经对分析师进行了大量观察，并且已经对她形成了似是而非的印象（根据病人自己的过去和所使用的组织经验的典型方式）。

我们可以用这种当代的互动观点来看哈维。贯穿他童年的最重要的关系是他与母亲的关系。从中他学到的是，他所依赖的权威人物可能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他们表面上强有力地发号施令，实际上却可能非常脆弱不安；表面上他们照顾你，实际上他们可能需要你照顾。哈维在后来生活中的重要关系都是沿着这样的主题建构的。他的妻子颇有成就，令他非常钦佩。但是他担心她脆弱，因此对她隐瞒自己的许多体验，认为她罕见地敏感，无法承受他自己恶魔般的激情。他从来没有真正对她发过火。

因此，在分析中，哈维对分析师的软弱和易受打击特别警觉也就显得合情合理了。哈维非常了解人们表现自己的方式是多么复杂；他善于以自己的态度让他所依靠的人感到安全。他敏感地发现他们的脆弱之处，得体地支持他们，巧妙地让他们相信别人看不出自己的问题。

根据这种互动模型，如果分析师认为哈维对分析师的焦虑抑郁的观察只是扭曲，那就错了。从哈维的生活经历可以推断，他很了解人与焦虑抑郁的抗争。如果一概而论，说哈维感到分析师精神错乱就是他对母亲的体验的移情置换，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是有问题的：

1．这武断地认定分析师是现实的裁判者，并假定看待事情的正确方式只有一种。（由于对真理的理解倾向于解释的、诠释学的方式的潮流，如第八章所讨论的，这一观点在今天比在弗洛伊德时代更引人质疑。）

2．这会损害病人自身的现实感，鼓励他放弃自己的看法而遵从分析师的看法，似乎假定分析师的见解比病人高出一筹。这也否定了一种可能性，即哈维可能有独特的敏感性，能注意到他人（包括分析师）不曾留意的东西。

3．这带给病人的体验，很可能是重演他早期关系中歪曲最严重的某些特征。分析师坚持认为哈维觉得他疯了是歪曲现实、是来自他对母亲的体验的移置（或即便是分析师赞同哈维对这样解释的恳求），这本身（讽刺地）就很像哈维母亲的做法。这向哈维传达了分析师对哈维所观察、知觉到的东西持一种封闭态度，并且不愿探讨他所担心的事。这很可能会验证哈维的怀疑，即分析师实际上是脆弱的，需要小心保护。

因此，在当代互动流派看来，病人是依据从过去学到的策略而在当前生活。好的技术则需要深入探讨哈维对分析师的观察，追溯他是如何根据这些观察内容概括出结论的，让哈维知晓自己在别人身上看到些什么以及他是如何加工这些观察内容的。哈维需要最终了解的并不是分析师没有精神错乱，而是无论分析师有怎样的病态之处，都与他母亲不同，并不需要哈维怀着爱（与恨）牺牲自己的真实体验来维持关系。

解译与关系

究竟是什么真正让患者可能发生改变？弗洛伊德对分析过程说了许多不同的东西，但他对什么是改变的核心机制始终态度明确：通过解译带来领悟，从而解除压抑。病人的问题是压抑造成的；治疗就需要从压抑中释放冲动、幻想和回忆。分析师解译被压抑的内容，也解译病人用来防御这些内容的方式。分析师的正确解译非常重要，因为病人有强大的动机去避免接受她所压抑的真相。在这种经典建构中，解译稍有偏离就意味着与冲突、隐藏的内容失之交臂；出于阻抗，病人实际上会接受这类解译，因为这会暂时减轻压力，也让他能继续回避真正的问题。时机恰当的解译是，引入解译时精神空间已做好准备：分析师慢慢地由表及里，只解译病人当时能认识到与自己切身相关的资料。

从经典观点来看，哈维将对母亲的精神疾病的各种情感移情于第二位分析师，这显示尽管哈维在前一次分析中，对自己的某些早期动力特征获得了认知上的理解，但并未发生真正的领悟：核心的被压抑特征仍处在压抑之中。因此，从经典模型出发的技术会利用新出现的对分析师的移情情感，以其为引导来揭示早期与母亲关系中隐藏的特征：隐秘的俄狄浦斯胜利、阉割焦虑，等等。

斯特雷奇与超我

弗洛伊德将领悟看成分析中的基本治疗力量，几十年来人们对这一观点有许多质疑。其中最尖锐的是詹姆斯·斯特雷奇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提出的质疑，由于他的论点清晰，至今它仍是当代思考关于治疗措施的各种立场的有用框架。

斯特雷奇指出，弗洛伊德关于技术（根据解译带来领悟的原则）的论著写于二十世纪初的前十年。弗洛伊德在1923年提出超我的概念，极大丰富了我们对心理动力学的理解，但他并未根据超我的概念修正他关于技术的理论。

超我概念会带来什么不同呢？弗洛伊德界定压抑是两种力量之间的斗争，被压抑的内容与防御之间的斗争。分析师作出解译是向病人描述这种斗争的两方力量。（例如在哈维的案例中，“因为你父亲留给你一片开放的空间，你感到自己在性方面赢得了母亲，但你不能在意识中认识到这一点，因为你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这是危险的”。）

通过提出超我的概念，弗洛伊德为压抑增加了一个有力的盟友。弗洛伊德认为，压抑的产生和维持不仅由于被禁止的冲动是危险的（自我关注的维度），而且也由于儿童认为它们是错的、恶的、坏的（超我关注的维度）。当分析师作出解译时，超我会怎样呢？斯特雷奇推论道，如果被禁的冲动解除了压抑而并未触动超我，治愈只是暂时的，因为未改变的超我将来会把仍是被禁的冲动拉回压抑之中。（哈维会短时间内承认对母亲的性占有，但由于他仍认为这些情感是如此无法接受，他会很快再次压抑。）

因此，斯特雷奇提出，如果分析要有效果，就必须对弗洛伊德所谓的超我产生永久的影响。这又是怎么发生的呢？

斯特雷奇在英格兰工作的时期，正是梅兰妮·克莱因到达英格兰后不久，因此他得以借鉴她的某些新思想，特别是她对投射和内摄过程的强调，斯特雷奇以此来探讨弗洛伊德的超我概念。4斯特雷奇提出，要理解超我如何改变，就应考虑它在日常环境中是如何维持不变的。一个人进入到新的情境中，他所产生的预期是由过去经验决定的，而这已内化在超我之中。因此，如果我们认为哈维对母亲的依恋反映出对俄狄浦斯问题的回避，我们或许会像下面这样来解释这种回避。哈维假定他新遇到的人（例如分析师）会反感他对母亲的性幻想，正如他预期父亲会厌恶这些一样。（用克莱因主义的术语，他把自己的超我或原始内部客体投射在人际领域。）特别要指出的是，与弗洛伊德和克莱因一样，斯特雷奇认为，纳入超我之中的父母形象并不完全是对现实父母的准确反映，同时也包括了孩子自己的攻击性投射于父母后的重新内化。哈维对父亲的愤怒出于自身又返回到自身，因此使他更感到父亲的危险和带给他的威胁。

人通常总是看到自己正在寻找的，往往根据习惯性的预期来加工新经验。因此，哈维会发现各种迹象表明，他新认识的人实际上就是跟他父亲一样爱说教、爱指责的人。而且，人的行为方式往往恰好激起自己预期的反应。于是这些新经验被内化，强化了原有的预期。（超我的形象被再次内摄为超我。）通过这种方式，超我保持基本不变，并不断得到强化。

斯特雷奇推论，精神分析方法中必定有什么不仅令无意识资料解除压抑，而且也驳斥了病人最深的期望（打破了投射／内摄循环），从而导致了超我的改变。斯特雷奇认为，这种变化并不需要分析师有意为之，而是出于分析师作出移情解译的正常过程。当分析师对病人说：“你对我的感受和态度实际上是很久以前你对父母的感受和态度，”他同时也在强烈地传达另一个隐含信息：“我是与你印象中的父母不同的人；我并没有你认为我有的那些感受和想法。”于是，解译中的外显信息是揭示病人过去的某些内容，但隐含信息是明确分析师是属于目前的另一种不同的人（打破维持超我的投射／内摄循环）。斯特雷奇感觉，正是这种联结过去与现在的双重影响使移情解译成为分析过程中真正的改变力量。

因此，斯特雷奇指出，仅仅由于冲动和幻想解除压抑并不能令病人改变；病人改变是由于他们对自己形成了与以前不同的态度，部分来自于内部世界会浮现出与过去有所不同的形象，这些形象尽管保持着旧的价值观和预期，但已不那么僵化苛求，更能谅解人类性格上的缺点和禁不起诱惑的本性。这种态度上的改变来自于吸取与分析师的实际关系中的某些特征。斯特雷奇本人认为，分析师无需做任何特别的事来促使其发生，只需进行移情解译。但是，斯特雷奇开启了此后占据许多理论学家和临床医生脑海的问题：分析师是怎样成为一种与以前不同的客体，并带来与以前不同的内化内容的？病人与分析师的关系中，是什么东西使这种情况可能发生？

分析关系中的转变

对这个问题已有若干种重要观点，而这些不同立场之间的争议及它们之间的交流构成了当今的分析文献的一个重要部分。

英国客体关系学者、弗洛伊德主义自我心理学家以及自体心理学家都认为，超我的形成与解决俄狄浦斯阶段和获得价值观、标准及自我期望有关，但这并非是内化他人的唯一机会。从出生那一刻起，儿童的整个生命都是在与他人的体验中发展。因此，分析师可能被作为一种在许多方式上与以前不同的客体而内化，特别是凭借她提供了某些关键的父母养育功能。病人因正常发展过程受阻而固着，这是由于父母养育中未能提供足够的抱持环境、镜像、共情环境、分离—个体化与和解的机会等。分析关系中具有治疗作用的是分析师提供早期缺失的某种基本养育应答。

在这一思想发展脉络中出现了一处重大分歧。一些学者提出，分析师不必做任何与过去不同的事，只需解说病人的过去。许多发展学家认为，标准的分析不是一种缺乏（如斯特雷奇5）而是一种呈现，实际上分析师在执行分析功能的细节中已提供了过去缺失的父母养育应答。这种观点认为（如派恩，1985），可信赖的关注、仔细的倾听和经过深思熟虑的解译，这些活动本身就已经与关怀的养育行为极其相似了，可以重新启动停滞的发展过程。

分歧另一方的观点则认为，分析师有时必须做些与通常的倾听和解译不同的事，以便在分析情境中创造出可唤起的童年缺乏的特定养育的真实体验。为了树立不同于带给孩子创伤的父母的形象，分析师可能有必要以某些方式让病人更容易接近，以更个性化的方式回应病人的需求。正如我们在第五章业已指出的，温尼科特提出一种治疗重症病人的方式，即分析师要令环境更吻合病人自发浮现的愿望和企求；科胡特（第六章）则建议对存在自我形成方面病症的病人使用镜像反应。从经典理论和技术出发的分析师总是（正当地）关注不要满足病人的需要，因为这样做会丧失促进病人领悟的机会；而更倾向于发展流派的分析师则总是（正当地）避免令病人再次受到创伤。

另一种关于分析关系中治疗性特征的观点来自人际学派，该学派认为不应从父母与孩子的角度而是应从成人对成人的角度来看待分析师对病人的反应。埃利希·弗洛姆就是其中有重要影响的学者。弗洛姆既是存在主义学者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感到现代生活中最深层的问题之一就是，人们对己对人彻头彻尾地虚伪，压制真实体验以适应社会规范。弗洛姆认为，人们时刻都在对自己和他人撒谎，而令病人寻求精神分析治疗的一个最深层的需求就是寻找一种诚实的反应；分析关系中具有治疗作用的是真正的诚实和投入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内化，能使病人获得更多的自由。

让我们设想，当哈维的治疗中移情问题鲜明地表现出来的时候，分析师对分析关系有下列多种理解可供选择（关于干预方式及如何理解分析师的卷入和影响）。

一种干预方式是，分析师可首先解译哈维在防御体验对分析师的感受：“此刻，你担心的那个精神错乱的、脆弱的人，那个需要你支持并需要你牺牲自己的独立和自我发展的人，是我；而你很难让你自己停留在这种体验中。”当哈维终于能以不那么理智化的方式、更充分地体验这种令人困扰的感受，分析师就可以作出一个转向移情的过去根源的解译：“在你我之间的所有这些情感，是重现了你曾体验到的与母亲的感觉，过于刺激同时又令人恐惧，在与母亲的这种关系中，你既是她的拯救者同时又是无助的受害者。而且，在无意识中，你的生活仍遵循着与她的这个协定。”

假设这套方法能积极有效地促进哈维参与进一步的探询，不同取向的分析师可能会对治疗机制有非常不同的理解。

根据治疗技术的经典理论，分析师所做的是引发病人对过去的领悟，解除对无意识的冲突愿望的压抑，通过最初在与分析师本人的关系中激活这些问题，以促进对这些问题的充分情绪感受。

根据斯特雷奇对理论的重整，分析师在作这些解译的过程中，除了引发领悟，同时也在驳斥哈维的先入之见（超我的投射），即所谓分析师与哈维内化的母亲形象一样，这是不成立的。分析师在隐含地传达：“我不像你母亲一样精神错乱；她无法这样开放地倾听你而不崩溃。她永远不可能放松地思考你对她的感受；她无法给你这种不带谴责的理解。”

更倾向于发展流派的分析师很可能不会赞同这一干预方式中面质的性质。这一取向的分析师可能会推测，干预方式起效是由于病人利用了分析关系中其他更具康复功效的特征。对哈维的感受和所关心的内容，分析师仔细地倾听、无条件地保持兴趣以及积极地追问，提供了哈维母亲因心理疾病而无法提供的、有助于肯定自我的重要养育反应。这使哈维吸收了分析师干预中隐含的关键沟通内容。分析师共情地捕捉到哈维对再次受到创伤的深深恐惧，而这是由于哈维无法依靠父母支持他发展的痛苦经验所带来的。这种恐惧表现为哈维对分析师保持着自我保护的警惕，不断自己演练分析过程，而不去依赖分析师。

哈维的分析师也可能感到，除了进行标准的移情解译以外，再做些其他的事情也是有必要并且是有用的。

从发展角度来看，他可能感到哈维缺失了来自照料者的稳定可靠的实际体验。他可能感到如果要成为一个与哈维母亲不同的客体，就需要仔细关注哈维自身需求的试探性表达，或采取允许增加额外治疗会谈和电话联系的方式，或鼓励哈维对分析师本人的好奇等等。要让哈维形成这样的印象，即分析师是与母亲不同的人，或许不仅需要隐含的否定，而且在与分析师的关系中，需要积极地鼓励他仔细选择类似于父母养育的体验。

另一方面，从更倾向人际流派的角度，哈维的分析师可能感到有必要与哈维更主动直接地交往，不局限于解译的姿态。分析师主动、坚持不懈地寻求哈维的反应，就已是朝此方向迈出了一步。进一步的做法可以是更开诚布公地讨论，在哈维把分析师当成如此脆弱的人来对待时，分析师的体验是什么。

弗洛伊德认为，由于心理病态的核心在于对冲突的、幼儿式的冲动的压抑，而这些冲动会以许多不同形式寻求从分析师这里得到经过伪装的满足，所以分析师不给予病人任何满足是极为重要的。满足会使冲动得以释放，而不是促使病人觉察、思考并放弃这些冲动。美国的弗洛伊德主义技术格外注重严格节制。与病人的日常交往——诸如回答问题、友好的聊天、泄露任何个人信息——都是严格禁止的；这些做法很容易满足病人的需求和渴望，于是病人不再用言语表达。如果谁能随时顺手牵羊地偷点儿小钱，他可能永远也不必去抢银行了！根据这种美国的经典模型，只有令需求受挫才可能促成分析性领悟。

当代分析师理解病人的问题，不仅依据冲突压抑，也依据发展的异常中断和固守旧的客体关系，因此他们不太可能对满足与挫折进行截然的二分。

反移情

在精神分析思想史上，关于反移情的不同概念的发展与关于移情的分析思想的发展惊人地相似。

我们曾经指出，弗洛伊德最初把移情看成是极不希望发生的阻碍。他最初的理解是，分析的任务是回忆的工作——尽快地触及被压抑的童年记忆、冲动和幻想。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与此无关的事情：病人突然对分析师产生了强烈的情感，而这必然会干扰分析的工作。对病人来说，分析师成为敌人或潜在的爱人，而分析工作显得不再重要。然而，在试图理解这些干扰治疗的移情的性质的过程中，弗洛伊德渐渐意识到这些移情也并非与病人的童年动力学，即分析探寻的目标毫无关系。事实上，弗洛伊德后来认为，如果恰当地理解病人对分析师的移情情感，会看到它们代表着对早期童年人物压抑着的情感，浮现并移置于分析师身上。移情不是分析工作的阻碍，而成为推进分析过程的有力手段。

关于反移情的观点也遵循相同的过程，只是时间落后半步。弗洛伊德和最早的一代精神分析师设想，分析师的理想举止应是平静而客观的：弗洛伊德使用的术语是“均匀悬置的注意”。病人产生的移情资料虽然指向分析师或看似与分析师有关，但实际上与分析师毫无关系。分析师只是时间机器的操作员，以关怀但理性的方式对浮现出的材料进行解译，把它们放回其起源的历史背景中。如果分析师自己对病人产生强烈的、充满激情的爱或恨，那又该如何呢？这是不应该发生的，而如果确实发生，就说明哪里出了问题。这就是反移情（是病人移情的对应物）——是分析师过去的情感移置于分析情境中。病人的过去属于分析探讨的问题，而分析师的过去则不属于。因此反移情被看成是对分析过程的阻碍和干扰。分析师应该通过自我分析摆脱反移情，或者求助于他自己的精神分析师。

过去几十年里，所有精神分析思想流派对反移情的观点都发生了剧烈转变。伴随这一思想转变的是更大范围内的精神分析概念的转变，从经典分析理论的单人框架转向大多数当代分析理论采用的两人框架。提出这种反移情观点的先驱者是费伦齐、拉克尔和人际学者。

正如我们在第三章曾指出的，沙利文认为心灵的基本构成不是彼此分隔的独立结构，而是互动的场域。不同的人相互之间会唤起不同的反应；并不存在一种一个人带到所有人际情境、在所有人际情境中都表现的静态“人格”。人的不同侧面是在不同情境中激发出来的（包括分析师这个人在内也是如此），是在与该情境中其他人的互动中产生的。（当然，这不等于说人格具有无限可塑性，它只是临场拼凑而成的！）尽管沙利文本人对分析师与病人交流哪些体验会有所帮助是保守而谨慎的，但弗洛姆感到，分析师的坦诚反应正是病人需要知道和理解的。为什么病人的生活总是演变成同样、重复的纷乱人际关系？他的什么行为使他的问题持续存在？弗洛姆认为，分析师应珍视自身对病人产生的反应（应进行专业的克制而非见诸行动），因为其中包含重要的分析资料，而不应以人为的“专业性”隐藏这些反应。弗洛姆认为，在我们社会中，人们彼此很少真实地说出对对方的实际感受。许多病人进入分析的一个主要期望就是他们终于能找到一个人坦率地告诉他们，他们是什么样子，他们如何影响他人，以及他们和别人之间是什么发生了问题。弗洛姆认为，传统分析中的意见保留在这些情况下是很糟的做法；分析师审慎而建设性地表露个人感受和反应可能非常重要。

第二代人际学者在许多方面扩展了反移情的这种用途。6他们认为分析师也属于病人与分析师正在试图理解的互动场域。病人重复的人际问题必然会对分析师有所影响；分析师与病人形成的互动模式必然会反映出病人家庭中过去的模式。因此，分析师对病人的感受和他与病人互动的感受是分析过程的关键领域。它们不是阻碍，而是推进分析工作的手段。

分析思想的其他学派，使用其各自的语言和概念，也类似地逐渐发现反移情是一种有价值的工具。

克莱因主义学者通过近期对投射认同观点的扩展，将分析师的体验看成是揭示和了解病人动力学的核心场所。客体关系学者则倾向于把反移情看成是通向病人内心世界中重复的自体—客体结构的关键途径。一些弗洛伊德主义学者将反移情看成是即使不太有帮助，但也不可避免（马丁·希尔维曼，桑德·阿本德）；另一些弗洛伊德主义学者则认为分析师的反移情既揭示了病人动力学的信息，同时也是病人与分析师双方对病人过去人际关系的共同重演（朱迪思·楚斯特，西奥多·雅各布斯）。尽管科胡特本人对于反移情的态度相当保守，但一些第二代的自体心理学家（特别是罗伯特·斯托洛罗等）越来越把反移情看成是关于重复性（也是自身客体）移情的重要信息来源。

尽管分析学者对反移情的兴趣逐渐增长，而对分析过程的观点也已相当普遍地转向更为互动的角度，但对于如何更好地利用反移情，仍然意见不一。且让我们回到哈维和他的分析师这个例子来说明这些不同观点。

分析师对哈维的总体情绪反应是什么呢？首先，他发现自己对治疗很满意，或许太满意了，所以暂时没有留意到哈维在努力令自己感到特别精明能干。分析师开始分析时对自己的能力抱有许多焦虑，而哈维无疑觉察到了。哈维扮演了一个景仰分析师的病人，这种聪敏的做法很能令分析师安心。随后，分析师发现哈维小心地隐藏着对他精神错乱的疑虑，这令分析师感到紧张、感到自己被暴露。以哈维对他人问题的敏锐感觉，到底觉察到了多少分析师自己的神经症性冲突呢？最后，随着了解到哈维全心全意照料的热忱，分析师既感动又觉得受人施舍。哈维对他的保护令他感到既是一种深厚的爱，又是一种略带轻蔑的高傲自大。

如何对待这些反移情反应呢？以前的学者会认为这些反应是不妥的；因此很可能不去留意，或者不去充分发展。7当代的分析医生可能以几种不同方式来处理，这些不同立场可以说都是围绕着两个相互密切关联的问题：分析师为什么会这样感受？对此怎么办？

分析师为什么会有这些感受？

有人会说，分析师的反应是对哈维所设定的人际形势和压力做出的正常的常见反应。几乎所有人对哈维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正因如此，温尼科特使用“客观反移情”一词。）

但也有人会说，哈维和分析师卷入了哈维与他母亲关系的重演。分析师在这一重演过程中的动机并不太重要；关键只在于演出了过去。

当代的克莱因主义学者会说，分析师的体验是更复杂的病人投射认同的结果。哈维恐惧的是他自己脆弱的心灵。他无法直接解决这种恐惧，因此投射给分析师，这样他就可以保持在安全距离外来应对这种恐惧。这与分析师本人的关系不大，分析师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容器，容纳哈维经验中被解离的特征。

采用更彻底的两人模型的流派看待反移情，会将关注点从哈维如何对待分析师延伸到哈维的做法在分析师身上触发了什么。8哈维寻求并培养分析师的弱点和疯狂，这很可能会从分析师自身的各种经验中引发与哈维投射对应的内容。这种观点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脆弱、疯狂的部分；分析师的反移情所反映的并不仅仅是一种肤浅、寻常的社交反应，而是哈维像所有的病人一样，深深地触及了分析师的内心，激起了即使整合很好的分析师也难以处理的心理动力。根据这种观点（如温纳，1994），任何深入的分析都会发展到牵连着受分析者（在移情神经症中）和分析师（在反移情神经症中）的危机。治疗工作的核心正是需要双方的努力来建设性地走出这一危机。

一些近期学者提出，对于反移情，不应只考虑分析师的角度。我们所有人对自身动力学的理解都是不全面的，病人常常能看到分析师由于自身防御（反防御）而阻碍他意识到的某些反移情特征。因此，一些学者（例如霍夫曼，阿伦，布兰切纳）强调，充分探询病人针对分析师的体验所产生的感受和假设是有价值的。许多病人在成长中感到，自己对父母的洞察是被禁止的、危险的。尽管他们的观察常常很敏锐，但他们学会了忽视自己的观察，因此对自己与他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感到困惑不解。如果允许病人将分析师作为另一个人来真正地加以探究和接触，有时可以成为病人学会接纳自身体验的先决条件。

如何处理分析师的情感呢？当今流派关于利用反移情的最主要分歧，可能就是围绕着是否应该以某种方式将分析师的反应暴露给病人这一问题，即关于所谓“表露”的干预技术。

许多学者的观点是，反移情的用途在于它提供了互动中病人一方的信息。分析师通过探究自己的情感收集线索，了解病人可能有何感受、在做什么。如果分析师发现自己感到阵阵恼怒，他或许会推测病人觉察到他的恼怒，因此病人似乎在他面前表现得很谨慎。如果分析师发现在病人面前感到性兴奋，他或许会发现在病人的言行举止中有原先没有留意到的色情成分。

在技术的经典模型中，禁止分析师自我表露的原理是相当清晰而有说服力的：分析师的情感只与他自己的问题有关。分析师产生任何强烈的情感（违反中立性）就已不妥；分析师表达这些个人情感更会导致问题复杂化。这种做法会令病人投射移情所用的空白屏幕沾染墨点；这会污染分析过程。除了解译病人联想所隐含的意义之外，分析师就应保持沉默。

然而，正如我们业已指出的，大多数当代分析师目前认为，分析师的体验与他和病人力图理解的内容有很大关联。因此，当今对自我表露的讨论反映出新的关注内容和复杂程度。一个常见的关切内容是，任何时候都应把关注焦点放在病人的体验上，而非分析师的体验上。即使反移情可能是理解病人移情动力学的重要工具，但分析师坦率说出自己的感受会使询问偏离深入探讨两人互动对病人来说的意义。而且，反移情可能包含有用信息，但并不等于反移情如神谕一般具有启示作用（拉克尔，1968，第170页）；分析师也可能深陷在自己的问题中。许多认为两人框架有用的临床医生会根据反移情建立关于病人的假设，而这些假设需要病人一方的体验提供其他的确认证据。此外，一些学者强调探讨病人对分析师举止的感受，他们指出，分析师有时可能不能很好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及其原因。因为分析师对自己可能并不清楚，讲述她自己的体验可能会防御性地阻止探讨病人觉察的内容，而病人的觉察有时是敏锐的（参见格林伯格，1991；霍夫曼，1983）。最后，柯恩伯格（1994）曾提出，一丝不苟地坚持不透露个人感受的技术原则，是分析师自由探讨自身反移情幻想的重要条件，从而令分析师作出对病人有用的解译。如果分析师需要选择是否表露，她或许就无法那么自由地容许自己产生比较私密的幻想。

对于分析师表露反移情情感的动机的顾虑，常常表达为警告分析师不要进行“反移情忏悔（countertransference confessions）”。正如这个词所表达的，分析师的情感表露可能是为了忏悔自己的罪责，而这很可能会导致病人更难充分探讨自身情感。

让我们来更具体地说明这些不同选择，设想分析师在某次治疗中迟到了十分钟。病人很生气。分析师是否应该告诉病人他迟到的原因，以及在迟到背后可能存在的动机？分析师应该道歉吗？对反移情表露比较保守的流派所基于的假设是，任何表露都可能会阻碍或削弱病人自己表达和探索对迟到的感受，而这毕竟是分析的基本工作。

另一些学者和临床医生赞成选择性地使用反移情表露。没有人建议持续表露分析师的感受，因为这既不可能，而即便可能也无益处。然而，许多当代分析师认为，如果经过审慎选择，反移情表露在某些情况下会是必要的，而且很有帮助。或许在分析师迟到的这个例子中，分析师对自己感受的探索会揭示出他对病人长期迟到越来越感到恼怒。分析师表露对自己和病人迟到的想法，可能会联系到病人家庭中的权力斗争，包括等待、渴望和从不兑现的许诺，这些是形成病人与别人交往方式的早期经验。当代关系分析师（例如，格林伯格，1991；霍夫曼，1994；米切尔，1988；马罗达，1991，1993）认为，经验中主要是在早期重要关系中建立的重复性自我—他人构型，会通过移情—反移情互动在分析中表现出来。表露反移情会为分析师和受分析者提供有助于理解的重要资料。

对许多病人来说，由于他们的背景和动力特征，经典分析的简洁风格可能让他们感到很危险，而全然不是中性或可靠的。当情感强烈之时，病人感到分析师事实上怀着深深的爱或恨，保持技术上的隐讳并拒绝讨论当前所发生的事情，会让病人感到是故作神秘、武断和防御。（回想在《绿野仙踪》（The Wizard of Oz）中奥芝巫师恳求多萝西“别看窗帘后面的人”。）在我们的例子中，一个病人如果在童年被重要成人作为无关紧要的人来对待，他不可能将分析师迟到而不加解释的做法理解为良好技术，而是感受为又一次冷淡无礼的对待。另一方面，如果分析师实际上表达了自己的苦恼，包括对自己迟到和对病人让自己等候的苦恼，可能会开启在病人生活中一个迄今仍封闭的领域，即病人在渴求但出于防御而否认的愿望：有人会真的关心他是否存在。而较为中性、解译的取向会阻碍触及这个领域。近期的分析文献中充满了这样的例子，分析师选择性地表露自己的体验，促进了分析关系中真诚合作的精神，打破了棘手的僵局，深化了分析过程，并常常开启病人经验中以前无法触及的领域。

采取更具表达性和坦诚互动风格的分析师倾向于强调，病人与分析师建立新的客体关系是放弃旧的移情关系的必要条件。虽然斯特雷奇认为分析师只需解译就可以成为新的客体，但现在许多分析师感到，分析师常常需要更主动、更直接展示，才能使她的形象更鲜明，情感卷入更有效。

例如，哈维陷入与重要他人建立紧密联系的习惯模式的挣扎中，在目前的分析关系中也可看出，他难以想象自己对分析师来说除了担任拯救者以外还能以其他什么方式具有重要性。如果分析师实际上不需要哈维来帮他维持神智，他对分析师来说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呢？在对此进行深入探讨的过程中，分析师有时对哈维的奉献感到很感动，并把这种感觉讲给了哈维。哈维如此想要帮助分析师，乃至于为了让分析师感到能干健康，他愿意牺牲自己的生活，这感动了分析师。（当然，哈维对这样做也心怀怨愤，并感到自己实在没有其他的有力选择。）在后来的分析中，哈维说，知道自己对分析师不可或缺并且感动了分析师，这对他很重要也令他解脱，更能帮助他调整与分析师的关系，减少与分析师的紧密融合而拥有更多自主。

精神分析与其他疗法

我们在最后两章中回顾的所有这些在理论和技术方面的争议，自然也都伴随着对精神分析的界定以及它与其他心理疗法之间关系的热烈争论。

弗洛伊德及其同时代的欧洲同行进行精神分析治疗的方式很灵活，常常相当不正规。治疗有时只持续几个月，许多病人隔一段时间再来治疗。弗洛伊德则以谆谆教导或热情慷慨等许多不同方式对待病人。

精神分析在美国呈现出非常不同的风格。部分由于精神分析变得医学化（弗洛伊德［1927］本人所反对的），部分是由于需要将精神分析与许多从精神分析衍生而来的其他心理疗法相区别（弗里德曼，1988），美国“正宗”的弗洛伊德主义精神分析变得非常注重形式，分析师的角色变得极其仪式化，常常是冷淡疏远的。精神分析的界定则依据一套严格的标准：一周最少四次，从开始就使用躺椅，分析师匿名、多数时间保持沉默，主要进行解译。他们认为需要这些条件才能使病人的移情神经症充分发展，乘着精神分析的时间机器回到病人的过去。

过去几十年中，精神分析治疗病人的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这些进展主要有两个来源。

分析实践的某些改变是我们在本书中提到的理论发展所带来的。随着各种精神分析思想流派各自以不同方式倾向于两人框架，他们认为分析师无论做些什么都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分析过程。而病人不仅是重新体验过去，也不同程度地对当前体验进行反应。能使这个病人感到安全和“抱持”的方式，可能使另一个病人感到危险。鼓励这个病人深深沉浸于内心体验和过去的条件，可能把另一个病人吓跑。因此，许多分析师现在以多种方式开展工作：可以每周一到两次，也可以三到四次；病人可以坐着也可以使用躺椅；可以采用主动、间或面质的风格，有时表达丰富并有些自我表露，也可以采用比较沉默、偏重解译的风格，等等。有些分析师把分析技术与其他治疗形式结合起来，例如行为疗法的技术（弗兰克，1992，1993；瓦赫特尔，1987）、家庭治疗、小组治疗、社交干预（奥尔特曼，1995），等等。

分析实践受到的另一方面的影响来自精神分析之外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的作用。一周三四次治疗费用不菲。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寻求心理治疗的人数相对较少，部分费用由保险项目支付。随着更多的人意识到对各种心理帮助有需求，随着对医疗卫生费用飞涨的担忧，精神分析被攻击为高成本低效益，被认为是奢侈品而非必需品。从实用主义角度为精神分析辩护的人（例如加伯德，1995）指出，许多研究显示，精神分析常常促进个体心理健康，从而显著降低了其他昂贵的针对躯体疾病、药物成瘾、酗酒等问题的治疗需求。这些问题现在正在热烈争论之中，而美国的政治系统也正在重新思考卫生保健和心理保健领域的优先次序。这些社会和经济进程对精神分析实践的影响业已拓宽了大多数临床医生的实践，不再限于传统结构的正统分析。

那么，较短程的治疗、较低频的会谈以及面对面的工作方式是否仍然可称为精神分析呢？还是说，精神分析这个词应限定于描述传统、正规的分析设置，而心理治疗一词则用来描述目前实践的各种变式？

相对于心理治疗，精神分析应如何界定，对此文献中已有大量争论。吉尔（1994）曾指出，形式上的、“外在”的标准——一周三到四次，躺椅，等等——不应成为一种治疗是否可称之为精神分析的基础；吉尔认为，界定精神分析的是“内在”的标准：治疗过程的深度以及对移情—反移情问题的系统探讨。有些人指出，如果一周一两次，或没有躺椅，或是短程治疗，对移情现象进行深度探讨这一真正的分析过程是不可能发生的。另一些人（包括吉尔在内）则指出，最深的动力学问题和移情—反移情互动可以在许多不同情况下出现，只要分析师愿意关注并探讨这些问题。这些争论已持续了一段时间，并仍将持续下去。

现在我们已经走完了一圈，又回到了最开始我们提出的那个问题：“什么是精神分析？”我们希望的是，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或作为一组多样的亚思想体系的广度和深度。

弗洛伊德本人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界定了精神分析。他被广泛引用的一句话（1914b）是，使一种治疗成为精神分析的是对移情和阻抗的强调。这个定义的问题（同时也是好处）是，如我们所知，分析师对移情和阻抗的理解方式也在不断变化。不过，也有一点没有改变。精神分析的理论向不同方向发散，但都源自共同的核心，即致力于持续、合作地探究人类经验的复杂特性，这些经验是在过去与现在、现实与幻想、自我与他人、内部与外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相互作用之下建立的。

我们希望读者通过思考治疗的时间、共同努力的强度以及所需的勇气，对什么可清晰界定一种临床治疗为精神分析这一问题形成自己的观点：让格洛丽亚发展作出选择和承诺的能力，让安吉拉从墙后走出来，让弗雷德承受与妻子更加亲密的关系，让埃米莉理解她的自足所造成的与人隔绝，让雷切尔把她的粪堆与鲜花的世界结合起来，让查尔斯找到除了间断性抑郁之外的其他方式来感受与父母的联系，让简走出自我监管的监狱，让彼得进入自己的体验而不是在小心保持的距离之外观察，让多丽丝承受并享受沉默和独处，让爱德瓦多感到自己是完整自足的人而不是母亲的傀儡，让哈维找回自己的生活，不再被创造和关怀心理病人的冲动需求所控制。在我们看来，对临床精神分析最好的界定不在于用什么家具、治疗的频率或采用一套什么样的规则。临床精神分析在最根本上与人及其生存困境相关，与更深的自我理解、更丰富的个人意义感和更多自由的关系相关。